当初姐姐与姐夫恋爱时，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他没有文化也就罢了，连个正经手艺也没有，整天跟着人出去盖房子、打零工。那时我在省城读大学，见识过城市繁华的母亲，一心盼着姐姐能嫁个城里人。我帮姐姐说话，说建筑工也不是谁都能干的，起码得有个好身体，在农村，有地可种，又能余出一份精力出去多挣点钱，已经不错了。母亲没吱声，半天才吐出一句：什么建筑工，在城里人看来，不过就是个民工罢了。
一瞬温暖 母亲这一句总结，让家里人沉默了很长时间，连姐姐自己也为此觉得羞愧，似乎一旦嫁给姐夫，就会跟着陷入社会最底层，永远翻不了身。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不再讨论这门婚事。后来，姐夫买了大包的东西，骑着摩托车飞奔到我们家。为了礼节，父母勉强留他在家吃饭。我以为他会慷慨激昂发表一番演讲，可直到饭吃了一半，他也没扯到正题上去。最后，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知这饭该如何收场，这时，姐夫将一整杯酒一饮而下，涨红着脸说：爹，娘，我保证，不管我这辈子吃多少苦，都不会让小潭受一点委屈。
就这一句话，让姐姐下定了决心，嫁给姐夫。而父母也叹口气，闪身放了行。
姐姐结婚后很快便生了孩子。那一年，姐夫没有出去打工，一心一意守在家里，地里不忙的时候就找些散活干。等孩子长到一岁多，可以省些力气的时候，姐夫开始跟着外乡的包工头到省城去干建筑。虽然同在省城，我和姐夫却从没见过面。我曾试图打听他所在的建筑队，但他们就像逐草而居的牧民，哪里有丰美的水草，哪里就是栖息的地方，等到一栋气派的大楼拔地而起，城里人蜂涌进去，他们这些流汗流血的人，被老板用一些钱就打发走了。
我照旧读我的书，为毕业后能留在这个城市里而努力着，让低处的自己登临到那理想中的高处。这样的努力，最终让我在两年后成功留在了这座城市，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报社记者。
听姐姐说，姐夫知道我当了记者，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便找到报社，要跟我见一面。可惜他只知道我的小名，我毕业的学校他也记不清楚，最后门卫当他是个骗子，把他赶走了。不知道姐夫有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但他从此都没再找过我，也不在工友们面前提起我这个可以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记者。
我忙着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无暇去关注姐夫的生活。甚至有一次，他们的工地就在离我们报社几百米远的地方，我却没能去看望他一次。只是偶然机会从母亲口中得知，在那里，他的脚被从天而降的水泥包砸伤了，舍不得在省城住院，被老乡接回家去休养。又因为拖着不去治疗，只在家里进行简单的包扎换药，差一点感染……
在听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在听别人的故事，在报纸上，常常会有一些关于民工的事故，我习以为常。而姐夫，他也当这是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早就习惯了吧，因为，当我打电话给他表示慰问时，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没啥，干这个，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很多时候，他也真的将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常态。我们偶尔相聚，他讲起工头无理克扣工资，工友发着高烧爬脚手架，逛超市时被服务员贼一样盯着……所有这些，他像讲家长里短一样，语气淡然。
今年，姐姐的女儿已经4岁了，还没见过高楼大厦。我领她去城里玩儿，指着不远处一栋正在修建的大楼告诉她，这就是高楼。小家伙突然停住脚步，仰头看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工人，问道：“小姨，那上面有爸爸吗？”
我抬起头，看着脚手架上顶着烈日迎风干活的农民工，他们正在为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厦紧张工作着，但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时间像大厦广告横幅上的宣传语那样，有“君临天下的豪迈”。甚至，他们连低头看一眼地上行人的时间都没有。
当外甥女又摇摇我的胳膊，问一句，爸爸在上面吗？我将她抱起来，说：“小雨怎么知道爸爸会在上面工作呢？”她听了，即刻开心起来，拍手道：“妈妈说爸爸是盖大楼的英雄呢。小姨，我可以喊也一声爸爸吗？”我一怔，随即吻吻她的小脸蛋，柔声说：“当然可以，虽然你看不见爸爸，但是爸爸能听到小雨的呼唤呢……”
这个秋日的午后，我抱着小雨，站在一处机器轰鸣的大楼前，听她一遍一遍仰着头喊“爸爸”。我似乎看见，高高的脚手架上，那些忙碌的男人侧过身来，凝神注视着我们……那个画面在一瞬间定格，像电影里一个温暖的镜头，刻进了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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