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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国画“无人之境”
中国历史上的国画对象往往以山水、花鸟为主，鲜有真正意义的人物画。即便有，也多以菩萨、仕女等为主。民国时期，徐悲鸿、蒋兆和改变了这一局面。到了新中国，方增先成了中国人物画的改革者。
1955年，年仅24岁的方增先创作的《粒粒皆辛苦》 被美术界公认是中国人物画早期革新的典范;1964年的《说红书》，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新人物画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1989年，《母亲》 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和齐白石艺术基金奖; 而他在半个世纪前写作的中国画人物技术指导教材 《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是流传最广的美术教育书之一，影响深远。
方增先说：“画画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画出自己的个性。”这个成功改革了中国人物画的画家，不仅仅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还带有一种民族使命感。
1954年，浙江美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方增先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帮助学院建立国画系。方增先回忆：“当时，要在国内开设国画系。美院领导找到我，给了我这个任务，好处是我可以到国内博物馆看任何国画原作。”而方增先想到的另一个“好处”是：“比起油画的重复模仿，国画里的人物画是全新领域，可以有一番新的创作天地。”
方增先说：“西洋画通过颜色的明暗对比来提升立体度，中国画的墨色语言是浓淡干涩，看上去比较随意。”而看上去很随意的“一笔”，并不是真的随心所欲，“这一笔空，那一笔实，每一笔都是提前设计好的，比工笔还要用心，但看上去的效果又是‘随意的’。”
也因为这份看似随意实则无法“随意”的画法，少年扬名就已是“新浙派人物画”奠基人的方增先，决定到上海学习，为自己笔下的中国人物画补充更多的艺术养分。
融“浙派”“海派”之长
方增先告诉记者：“上海是内外交流最活跃的城市，当时，各种画家流派都集中在上海。如果我的画想要得到更多发展，就需要到这个城市来。”
1956年秋天，方增先来到上海中国画院进修，指导老师是著名的海派画家王个簃。而方增先的“醉翁”之意是“向吴昌硕学习”。
此前，方增先一直在学习任伯年的笔法。“他的笔法灵活多样，表现能力强，但时间长了以后，我需要更有力量的笔法，就想到了吴昌硕。相比于任伯年，吴昌硕的笔法更有厚度。”方增先说：“吴昌硕已经去世，想要学吴昌硕，向王个簃学习是最好的选择。他是吴昌硕弟子中学得最毕恭毕敬的。”
4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方增先每周去王个簃家一到两次。每次都是王个簃现场画，方增先在一边看。“通过他的作画过程，我看到了吴昌硕是怎样画画的，也知道了吴昌硕笔墨的厚度到底是怎么来的。任伯年用笔尖，吴昌硕用笔粗，笔毛一起到纸面上，按潘天寿的说法这是‘万豪齐着力’。”
这些艺术养分也实实在在地补给在了方增先的作品中，“有时候我用一些吴昌硕的笔法，有时候也用一些任伯年的，根据艺术需要而定。但继承是需要发展的，而不是简单模仿。”
他也把黄宾虹的“积墨法”创造性地“继承”在自己的人物画中，“人物的衣服，比如藏族同胞的袍子，如果是普通的画法，没有厚重感，我就想起了积墨法，出来的厚度效果很不一样。”
正因为“集众家之所长”，1964年，方增先的《说红书》参展当年的全国美展，轰动一时。《说红书》也被认为是方增先作品中的“集大成者”。《说红书》画了六稿，不满意的前五稿被学生“讨”了去当学习素材，其中一张草稿中撕下来的一角，就卖出90万元的高价。
艺术不能“停止”在某处
艺术赞誉滚滚而来时，许多人对方增先说，要坚持原来的东西，不要变。方增先的答案很明确：“艺术要往前走才有生命力，如果停止在那里，就没有出息。”
1975年，他为小说《艳阳天》画的30多幅插图，每一张都堪称中国人物画经典之作。后来出了单行本，卖到脱销，当时的画家几乎人手一本。方增先说：“跟以前的作品比，这些作品有了更多思考，既要凸显人物又要表现环境，画面元素更丰富，又不能喧宾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方增先正式移居上海。此后，他的作品更充满了令人惊喜的风格之变。《帐篷里的笑声》 是他到上海后创作的第一幅画，尽管画里的人物依然是他熟悉的藏民题材，但画作中大块墨块的运用已经跟之前的浙派人物画明显不同，充满了现代的海派气息。
1989年，七届全国美展上，《母亲》再一次打动世人的心。画面上的妇女，体型如磐石，充满夸张式的魁梧，鼻子则特意画成了鹰钩鼻。方增先说：“一个画家问我：画妇女就画漂亮点，为什么画成这样。我说：妇女要保护孩子，光靠爱是不行的，还要有力量。这是到上海之后探索改变的一个体现，有当代艺术的特色。”
一直到2007年，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多年的方增先才有了第一次个人作品展。此时，距离他少年扬名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76岁才首次开个展的方增先，再次带来一幅震撼人心的新作——长达20多米的巨幅中国人物画《祭天》。场景是他早年在甘南所见的藏民祭山神仪式。这幅作品在1982年就开始构思，因为没有足够大的画室，直到2007年才动笔。方增先说：“为了把画中的马画得传神，我还去甘南带回两个马的头骨研究。中国画看上去写意，但这种写意背后不止用心，甚至需要‘解剖’。”
未来中国人物画的走向会如何?方增先说：“根子还是要按照中国传统，西方的东西只能作为启发，没有自己的基础，再变化也是空的。如果缺少自己国家的传统知识，国画的路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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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美术
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选中，方增先获得“终生成就奖”。“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奖，这是领导和群众对我的鼓励，非常感谢。”他亦直言：“画家追求的是创作本身。为了获奖而画画，画不好也走不远。”突破中国画“无人之境”
中国历史上的国画对象往往以山水、花鸟为主，鲜有真正意义的人物画。即便有，也多以菩萨、仕女等为主。民国时期，徐悲鸿、蒋兆和改变了这一局面。到了新中国，方增先成了中国人物画的改革者。
1955年，年仅24岁的方增先创作的《粒粒皆辛苦》 被美术界公认是中国人物画早期革新的典范;1964年的《说红书》，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新人物画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1989年，《母亲》 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和齐白石艺术基金奖; 而他在半个世纪前写作的中国画人物技术指导教材 《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是流传最广的美术教育书之一，影响深远。
方增先说：“画画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画出自己的个性。”这个成功改革了中国人物画的画家，不仅仅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还带有一种民族使命感。
1954年，浙江美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方增先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帮助学院建立国画系。方增先回忆：“当时，要在国内开设国画系。美院领导找到我，给了我这个任务，好处是我可以到国内博物馆看任何国画原作。”而方增先想到的另一个“好处”是：“比起油画的重复模仿，国画里的人物画是全新领域，可以有一番新的创作天地。”
方增先说：“西洋画通过颜色的明暗对比来提升立体度，中国画的墨色语言是浓淡干涩，看上去比较随意。”而看上去很随意的“一笔”，并不是真的随心所欲，“这一笔空，那一笔实，每一笔都是提前设计好的，比工笔还要用心，但看上去的效果又是‘随意的’。”
也因为这份看似随意实则无法“随意”的画法，少年扬名就已是“新浙派人物画”奠基人的方增先，决定到上海学习，为自己笔下的中国人物画补充更多的艺术养分。
融“浙派”“海派”之长
方增先告诉记者：“上海是内外交流最活跃的城市，当时，各种画家流派都集中在上海。如果我的画想要得到更多发展，就需要到这个城市来。”
1956年秋天，方增先来到上海中国画院进修，指导老师是著名的海派画家王个簃。而方增先的“醉翁”之意是“向吴昌硕学习”。
此前，方增先一直在学习任伯年的笔法。“他的笔法灵活多样，表现能力强，但时间长了以后，我需要更有力量的笔法，就想到了吴昌硕。相比于任伯年，吴昌硕的笔法更有厚度。”方增先说：“吴昌硕已经去世，想要学吴昌硕，向王个簃学习是最好的选择。他是吴昌硕弟子中学得最毕恭毕敬的。”
4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方增先每周去王个簃家一到两次。每次都是王个簃现场画，方增先在一边看。“通过他的作画过程，我看到了吴昌硕是怎样画画的，也知道了吴昌硕笔墨的厚度到底是怎么来的。任伯年用笔尖，吴昌硕用笔粗，笔毛一起到纸面上，按潘天寿的说法这是‘万豪齐着力’。”
这些艺术养分也实实在在地补给在了方增先的作品中，“有时候我用一些吴昌硕的笔法，有时候也用一些任伯年的，根据艺术需要而定。但继承是需要发展的，而不是简单模仿。”
他也把黄宾虹的“积墨法”创造性地“继承”在自己的人物画中，“人物的衣服，比如藏族同胞的袍子，如果是普通的画法，没有厚重感，我就想起了积墨法，出来的厚度效果很不一样。”
正因为“集众家之所长”，1964年，方增先的《说红书》参展当年的全国美展，轰动一时。《说红书》也被认为是方增先作品中的“集大成者”。《说红书》画了六稿，不满意的前五稿被学生“讨”了去当学习素材，其中一张草稿中撕下来的一角，就卖出90万元的高价。
艺术不能“停止”在某处
艺术赞誉滚滚而来时，许多人对方增先说，要坚持原来的东西，不要变。方增先的答案很明确：“艺术要往前走才有生命力，如果停止在那里，就没有出息。”
1975年，他为小说《艳阳天》画的30多幅插图，每一张都堪称中国人物画经典之作。后来出了单行本，卖到脱销，当时的画家几乎人手一本。方增先说：“跟以前的作品比，这些作品有了更多思考，既要凸显人物又要表现环境，画面元素更丰富，又不能喧宾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方增先正式移居上海。此后，他的作品更充满了令人惊喜的风格之变。《帐篷里的笑声》 是他到上海后创作的第一幅画，尽管画里的人物依然是他熟悉的藏民题材，但画作中大块墨块的运用已经跟之前的浙派人物画明显不同，充满了现代的海派气息。
1989年，七届全国美展上，《母亲》再一次打动世人的心。画面上的妇女，体型如磐石，充满夸张式的魁梧，鼻子则特意画成了鹰钩鼻。方增先说：“一个画家问我：画妇女就画漂亮点，为什么画成这样。我说：妇女要保护孩子，光靠爱是不行的，还要有力量。这是到上海之后探索改变的一个体现，有当代艺术的特色。”
一直到2007年，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多年的方增先才有了第一次个人作品展。此时，距离他少年扬名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76岁才首次开个展的方增先，再次带来一幅震撼人心的新作——长达20多米的巨幅中国人物画《祭天》。场景是他早年在甘南所见的藏民祭山神仪式。这幅作品在1982年就开始构思，因为没有足够大的画室，直到2007年才动笔。方增先说：“为了把画中的马画得传神，我还去甘南带回两个马的头骨研究。中国画看上去写意，但这种写意背后不止用心，甚至需要‘解剖’。”
未来中国人物画的走向会如何?方增先说：“根子还是要按照中国传统，西方的东西只能作为启发，没有自己的基础，再变化也是空的。如果缺少自己国家的传统知识，国画的路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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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