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历来以诗（主要是律诗）和文（散文）为两大主要体裁，虽然明清以后小说、戏曲等体裁不断发展，但正统文学，仍以诗、文为主。
这是因为，诗歌和散文在古代，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载道。所谓道，就是关乎天理，关乎上层建筑和形态的道。因此，诸如民间文学，文人的消闲文字，甚至包括明清以后蔚为大观的传奇、小说等，在很多人眼里都不能算正统文学。
然而这样的认定显然是有问题的。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诗歌先不论，仅以散文为例，先秦散文，如诸子百家著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魏晋南北朝的骈文，虽然都载道，但也不乏鲜活的人性和人情气息。后世的情感文学、性灵文学，其灵感的来源，与这些先秦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不仅如此，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更是开宗明义中表示：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如此看来，似乎不能以“文以载道”作为文学的唯一要素和评价标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文学史上争论良久，唐宋推崇的古文，是以载道、明道为核心，可谓将载道文学推向了巅峰。宋代的朱熹，更是发展出了一套理学传统体系，成为后世科考的准绳。然而经历了元代的大的历史变迁之后，文学思想在明代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明代散文的主流，呈现出以独抒性灵的小品文为代表的新趋势。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徐渭、李贽、袁宏道、冯梦龙、张岱等一大批性灵派文学的大师。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确实，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推动。这一时期，无论是王阳明的心学，还是文学上出现的“独抒性灵”，还有艺术上出现诸如《牡丹亭》如此人性绚烂的爱情巨著，都与明代的社会文化状况息息相关。
然而，长期以来，最为人们忽视的是，“独抒性灵”进入清代以后，渐渐发生了分野。一方面，如张岱这样的遗老，以文字寄托残生，其《陶庵梦忆》不过是对美好往事的梦忆；另一方面，清朝同治渐趋稳固之后，在大量文人躲进考据、小学等学问以求自保，形成诸如乾嘉学派等学术派别之时，还有一部分文学，依然高举性灵旗帜。
如果说张岱等遗老有几分避世，那么乾嘉以后的性灵文学家，则有几分傲岸，虽然他们的手中只有纸和笔，但至少他们可以记录自己的性灵、情思和生命体验。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袁枚。袁枚一部《随园诗话》，虽在论诗，更在论性灵，论生命情感。这一点与晚明小品文是一脉相承的。
一：袁枚与《随园诗话》袁枚，字子才，钱塘人，乾嘉时期最有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之一，与纪昀齐称“南袁北纪”。袁枚一生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随园诗话》。此书自问世以来，风靡多年。
袁枚曾论诗，主张性灵说，这与当时的复古主义和形式划清了界限。袁枚几乎以一己之力，一改清诗风貌。所谓性灵说，是追求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得天然、风趣、韵致、风神。诗歌创作要自由、畅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如此独树一帜，标举性灵，大胆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堪称清代诗论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袁枚的《随园诗话》正是一部自由的、率性而发的著作。《随园诗话》时代特色鲜明，将袁枚的性灵说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品读诗词的过程中，袁枚或追忆往事，以鲜活的情感动人肺腑；或夹杂时事议论，大量采录他生命过程中见闻的好诗，以印证他“性灵说”理论。袁枚的文学批评样式，融入了自己的别出心裁之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堪称第一人。而归根结底，就是“性灵”二字，而性灵的深处，是心、是情，是明代以来的性灵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二：《随园诗话》与袁枚的生命情感袁枚的《随园诗话》浸润着他自己浓烈的生命体验，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譬如袁枚与他的亲人之间的诗歌赠答。袁枚特别照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姐姐、妹妹，以及晚辈。
卷八第十一条，袁枚不无得意的表扬自己的外甥诗写得好，多佳句，甚至说他的诗“有放翁风味”。对自己的外甥如此不吝惜溢美之词，除了这位晚辈诗歌写得好，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袁枚对自己的妹妹深厚的亲情。
袁枚最能作诗的三个妹妹，分别是三妹袁素文、四妹袁绮文和堂妹袁秋卿。袁枚曾编辑她们的诗稿刊行于世，题为《三妹合稿》。除了亲情的眷顾，袁枚的生活还有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别样情调和情趣。卷八第二十一记录了这么一首诗：
昨与邻舟姊妹逢,香风暖处话从容。
低头怕有渔郎至,不看莲花只看侬。
一句“不看莲花只看侬”，如此纯情，怎不令人心动。更妙者又如《渔家》：
轻縠纹生玉溆斜,晚风吹雨湿桃花。
红裙双腕急摇橹,前面垂杨是妾家。
读来质朴亲切,可爱之至。当然，袁枚也不只是关注儿女情长，他也录有“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这样的雄浑诗篇。袁枚还摘录宋人诗句，感慨人生苦短、岁月蹉跎：“劝君莫恼鬓毛斑,鬓毛斑时也自难”。但是仍然要保持乐观心态，要做有情人。袁枚，确实乃有情人，而读袁枚《随园诗话》者，亦多是至情至性之人。
三、《随园诗话》风靡的原因《随园诗话》所录所品之诗，都是至情至性之作，而这些性灵之诗，饱蘸着袁枚的生命情感，与原来一生的情感体验形成巨大的共鸣。人生情感，譬如情爱、亲情、友情，在袁枚《随园诗话》中，随处可以找到令人落泪的诗句。
卷三第六十二条，有《扫花诗》云“触我朱栏三日恨，费他青帝一春功”。这首诗出自一位妇人，名叫鲁月霞，因为丈夫早逝，所以有此恨。青帝乃是古代神话五大天神之一，为司春之神。然而这青帝的好意和功劳，这位新寡的妇人是无福消受了。如此细腻的闺怨诗，确实令人不觉泪零。后来有一位才女陈淑兰读到这首诗，深受触动，发出了“恨我迟生二十年”的感慨。这就是有情女子之间的惺惺相惜。
同样的大家闺秀，同样的命途多舛。卷四第三十八条记录松江张氏姊妹，都很能写诗。其中姐姐叫宛玉，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合，独自逃离夫家。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在古代也是少有。碰巧被袁枚的官兵追了回来，没曾想这位大胆的女子，竟然在公堂上献诗。其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讲幽怨诉琵琶？”
这首诗写的是情真意切，才女屈嫁俗商的内心痛楚，顿时跃然纸上。才女不失身份地借白居易挥泪作《琵琶行》的典故，恳请袁枚主持公道。袁枚不信这位女子居然如此高才，有意考考她，指着公堂前的一枝枯树为题，要宛玉当面赋诗。宛玉提出“诗人无跪礼”，要求站着赋诗，这显示了她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精神，其诗云：
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
何人能手植，移入后庭芳？
自喻枯树，身可囚，志不可辱。袁枚顿生怜悯之情。由于此案并不在袁枚管辖范围，于是发回山阴县。不过袁枚不忘为才女求情：“才女嫁俗商，不称，故望释其背逃之罪。”而有趣的是山阴县令更加的怜惜这位才女，并未判罪，并且给袁枚捎来一首宛玉之诗：
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
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
可见宛玉不仅敢爱敢恨，有才华，而且知恩图报，傲岸之下，有极为可爱之处。其实，夫妻之情，讲的是相知相爱，即便穷困，但也会幸福。否则，即便是嫁入富豪之门，也如宛玉，何其不幸。宛玉的遭遇，与“廿年辛苦黔娄妇”的女主人相比，实在还不如。
除了夫妻爱情，同样令人泪目的还有亲情。在第十卷中，记录了一位孝子诗，名叫《抱铛图》，诗节选：
升屋皋某无归魂，束薪断火铛寡恩。
床前呼父铛畔哭，抱铛三日铛犹温。
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这位人子，用羊脂和小米为父亲煮粥。然而父亲的病很重，吃什么都吐，要不就是难以下咽。最后这位孝子在父亲去世之后，亦然怀抱火铛，希望用体温捂热米粥，好奉养父亲。这与那些明知道亲人离去，却亦然不愿意承认现实的人间之悲，何其近似。
小结：《随园诗话》让清代的诗话多了一分性灵和人情的温度，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今天读之，依然不免深受触动。愿天下爱诗之人，都能读一读袁枚先生的《随园诗话》，都能品味性灵之真、之美，之绚烂多姿、其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