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普遍印象当中,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常以惨遭贬谪的失意形象出现于各类诗词史料当中,如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泛游赤壁时写下的“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极尽政治道路的失意与苦闷。
但其实,这些负面情绪只是这位东坡居士丰富生活当中的冰山一角,作为北宋文坛取得极高成就的豪放派代表,苏轼作品当中的清新豪健之文风,也恰对应着他本人的性格和经历。
纵观苏轼长达66年的一生,无论是原生家庭给予的温情,还是成年后几段幸福爱情,在跌至低谷时仍是苏轼的重要精神支柱,相比之下,这位北宋文学顶流的人生堪称幸运。
父子兄弟,亦师亦友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一书香世族,先祖曾是三度拜相的知名文官,也是名动朝野的唐朝诗人,早早就奠定了苏氏一族政文结合的发展道路。
到了苏轼这代,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并称为“三苏”,这一门三学士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早期启蒙教育,是由他们的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共同完成的,彼时的苏洵完成了青年时的游历四方、和成年后的发奋读书,真正实现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修习结合,文学素养达到了一定境界。
苏洵因服丧居家读书时,与程夫人一同亲自教授二子,为苏轼、苏辙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
另外苏洵还携二子访拜名师,游学期间结识众多志同道合之辈,这期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
苏轼在成长和学习过程当中,同时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言传身教,他完全继承了其父苏洵性格当中率性豁达的一面,爱好游山玩水、品鉴美食美景,也热衷于广结挚友。
而相比之下,弟弟苏辙则相对稳重内敛,这也是后来二人同陷朝堂风云时,苏辙能够托举兄长的一大重要原因。
到了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榜应试及第,苏氏一门一时间名声响彻京师,苏轼也在随后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政治道路。
他的天赋才华和勤勉学识及顺利入仕都是万里挑一的幸运。
正当苏轼兄弟二人要作为新起之秀在官场大展身手之际,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在几年间相继去世。
这期间苏轼和苏辙在守丧和考试、任职几种状态间跳转,治平六年后,父母俱亡的苏轼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互为对方在世间最亲的家人。
很快,朝廷迎来天翻地覆的新法变革,而苏轼作为守旧派毋庸置疑成为了众矢之。
新党利用苏轼官样文章中夹杂的个人情感色彩大做文章,诬蔑其讽刺当朝统治,苏轼沦为新旧政派争斗的牺牲品。
昔日风光无两的大才子成了落魄阶下囚,平日与之交好的官员也都因罪名连坐受到不同程度牵连,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
此事件的影响力震惊朝野内外,前朝一时间人心惶惶,苏辙甚至直接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
幸得一些好友及弟弟苏辙奔走运作,再加上太祖时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以及新派如王安石之辈的变法有识之士上书劝谏,多方发力苏轼才在入狱百日后获释遭贬谪,天时地利人和集齐,缺一就可能惨遭祸端。
贤妻相伴,红颜知己在侧,家庭幸福
除乌台诗案外,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还在日常贬居中偶然得见,多次互相扶持,一起熬过数次贬谪。
而苏轼除了苏辙这位不离不弃的手足之亲外,一生还先后幸得三位妻妾的爱护,可以说无论外面风雨多大,小家庭这个爱的港湾十分幸福了。
苏轼的原配发妻名为王弗,她同苏轼一样都是四川眉山人,二人所在家族在当地门当户对,王弗16岁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苏轼,那一年,苏轼19岁。
新婚伊始夫妇二人恩爱有加,起初苏轼只知妻子贤惠持家,后来在朝夕相处间慢慢发现其才学造诣。
王弗不仅常在丈夫读书时陪侍在旁提醒遗忘缺漏,且对苏轼的提问也能应答一二,还在倾听丈夫会客谈话后给出精准点评,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只可惜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二人婚姻仅维持11年便随王弗去世而终结,苏轼余生常寄深切哀思于诗词来缅怀发妻。
王弗之后,苏轼又迎娶发妻娘家堂妹王闰之为续弦。
第二位妻子与苏轼有着11岁的年龄差,是个温柔贤德的女子,她将王弗的孩子视若己出,没有厚此薄彼也是促成家庭和睦幸福的重要原因。
在跟随苏轼的25个年头间,王闰之陪伴丈夫调任和贬谪,在多地辗转颠沛十余次,期间和风细雨地开导遭贬苦闷的苏轼,能干的王闰之也在经济困顿时在田间辛苦劳作,从精神和现实两个方面都成为了苏轼贬居黄州等地时可以放心依靠的坚强支柱。
纵使王闰之文学才华并不多高深,但共患难之情也使她成为苏轼心中难以忘怀的深刻存在,苏轼为45岁病故的王闰之写下的墓志铭内容比其他妻妾都丰富,葬礼也办得隆重,还许下死后同穴合葬的承诺,足见其爱之深、情之切。
在续娶王闰之后,苏轼又收一西湖歌女为侍妾,此女名为王朝云,她才貌双全,擅歌舞,颇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心思细腻机敏,总能与苏轼心意相通,是苏轼的红颜知己。
在后来贬居惠州时常为苏轼唱曲作词解闷,如果说王弗的陪伴更多倾向于现实意义,那么王朝云的陪伴便是理想层面的灵魂同频共振,给予了苏轼后期的贬居生活重要的精神力量。
贬居时期经济困顿,昔日簇拥的侍从皆作鸟兽散,唯有一妻一妾始终不曾背弃,天道不公。
34岁的杭州女子水土不服,没能熬过岭南湿热酷暑恶劣气候,患病含恨而终,五年后苏轼也与世长辞,从此再无需与带给他半生幸福的人儿们阴阳两隔饱受相思苦。
在苏轼大起大落的精彩一生当中,出生大族和天赋才学无疑是他耀眼的闪光点,科考和入仕一路顺利,官途中却遭遇牢狱之灾和贬官外放,在旁观者看来是顺遂人生道路上的一大何其凄惨情形。
但反过来想想,能在万般不利的政治漩涡中保全性命,这又何尝不算一种幸运呢?
更何况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身边都有不离不弃的家人和好友相伴相助,相比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人物经历,苏轼的人生称一句最幸运也完全不为过。
但其实,这些负面情绪只是这位东坡居士丰富生活当中的冰山一角,作为北宋文坛取得极高成就的豪放派代表,苏轼作品当中的清新豪健之文风,也恰对应着他本人的性格和经历。
纵观苏轼长达66年的一生,无论是原生家庭给予的温情,还是成年后几段幸福爱情,在跌至低谷时仍是苏轼的重要精神支柱,相比之下,这位北宋文学顶流的人生堪称幸运。
父子兄弟,亦师亦友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一书香世族,先祖曾是三度拜相的知名文官,也是名动朝野的唐朝诗人,早早就奠定了苏氏一族政文结合的发展道路。
到了苏轼这代,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并称为“三苏”,这一门三学士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早期启蒙教育,是由他们的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共同完成的,彼时的苏洵完成了青年时的游历四方、和成年后的发奋读书,真正实现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修习结合,文学素养达到了一定境界。
苏洵因服丧居家读书时,与程夫人一同亲自教授二子,为苏轼、苏辙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
另外苏洵还携二子访拜名师,游学期间结识众多志同道合之辈,这期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
苏轼在成长和学习过程当中,同时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言传身教,他完全继承了其父苏洵性格当中率性豁达的一面,爱好游山玩水、品鉴美食美景,也热衷于广结挚友。
而相比之下,弟弟苏辙则相对稳重内敛,这也是后来二人同陷朝堂风云时,苏辙能够托举兄长的一大重要原因。
到了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榜应试及第,苏氏一门一时间名声响彻京师,苏轼也在随后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政治道路。
他的天赋才华和勤勉学识及顺利入仕都是万里挑一的幸运。
正当苏轼兄弟二人要作为新起之秀在官场大展身手之际,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在几年间相继去世。
这期间苏轼和苏辙在守丧和考试、任职几种状态间跳转,治平六年后,父母俱亡的苏轼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互为对方在世间最亲的家人。
很快,朝廷迎来天翻地覆的新法变革,而苏轼作为守旧派毋庸置疑成为了众矢之。
新党利用苏轼官样文章中夹杂的个人情感色彩大做文章,诬蔑其讽刺当朝统治,苏轼沦为新旧政派争斗的牺牲品。
昔日风光无两的大才子成了落魄阶下囚,平日与之交好的官员也都因罪名连坐受到不同程度牵连,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
此事件的影响力震惊朝野内外,前朝一时间人心惶惶,苏辙甚至直接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
幸得一些好友及弟弟苏辙奔走运作,再加上太祖时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以及新派如王安石之辈的变法有识之士上书劝谏,多方发力苏轼才在入狱百日后获释遭贬谪,天时地利人和集齐,缺一就可能惨遭祸端。
贤妻相伴,红颜知己在侧,家庭幸福
除乌台诗案外,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还在日常贬居中偶然得见,多次互相扶持,一起熬过数次贬谪。
而苏轼除了苏辙这位不离不弃的手足之亲外,一生还先后幸得三位妻妾的爱护,可以说无论外面风雨多大,小家庭这个爱的港湾十分幸福了。
苏轼的原配发妻名为王弗,她同苏轼一样都是四川眉山人,二人所在家族在当地门当户对,王弗16岁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苏轼,那一年,苏轼19岁。
新婚伊始夫妇二人恩爱有加,起初苏轼只知妻子贤惠持家,后来在朝夕相处间慢慢发现其才学造诣。
王弗不仅常在丈夫读书时陪侍在旁提醒遗忘缺漏,且对苏轼的提问也能应答一二,还在倾听丈夫会客谈话后给出精准点评,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只可惜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二人婚姻仅维持11年便随王弗去世而终结,苏轼余生常寄深切哀思于诗词来缅怀发妻。
王弗之后,苏轼又迎娶发妻娘家堂妹王闰之为续弦。
第二位妻子与苏轼有着11岁的年龄差,是个温柔贤德的女子,她将王弗的孩子视若己出,没有厚此薄彼也是促成家庭和睦幸福的重要原因。
在跟随苏轼的25个年头间,王闰之陪伴丈夫调任和贬谪,在多地辗转颠沛十余次,期间和风细雨地开导遭贬苦闷的苏轼,能干的王闰之也在经济困顿时在田间辛苦劳作,从精神和现实两个方面都成为了苏轼贬居黄州等地时可以放心依靠的坚强支柱。
纵使王闰之文学才华并不多高深,但共患难之情也使她成为苏轼心中难以忘怀的深刻存在,苏轼为45岁病故的王闰之写下的墓志铭内容比其他妻妾都丰富,葬礼也办得隆重,还许下死后同穴合葬的承诺,足见其爱之深、情之切。
在续娶王闰之后,苏轼又收一西湖歌女为侍妾,此女名为王朝云,她才貌双全,擅歌舞,颇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心思细腻机敏,总能与苏轼心意相通,是苏轼的红颜知己。
在后来贬居惠州时常为苏轼唱曲作词解闷,如果说王弗的陪伴更多倾向于现实意义,那么王朝云的陪伴便是理想层面的灵魂同频共振,给予了苏轼后期的贬居生活重要的精神力量。
贬居时期经济困顿,昔日簇拥的侍从皆作鸟兽散,唯有一妻一妾始终不曾背弃,天道不公。
34岁的杭州女子水土不服,没能熬过岭南湿热酷暑恶劣气候,患病含恨而终,五年后苏轼也与世长辞,从此再无需与带给他半生幸福的人儿们阴阳两隔饱受相思苦。
在苏轼大起大落的精彩一生当中,出生大族和天赋才学无疑是他耀眼的闪光点,科考和入仕一路顺利,官途中却遭遇牢狱之灾和贬官外放,在旁观者看来是顺遂人生道路上的一大何其凄惨情形。
但反过来想想,能在万般不利的政治漩涡中保全性命,这又何尝不算一种幸运呢?
更何况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身边都有不离不弃的家人和好友相伴相助,相比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人物经历,苏轼的人生称一句最幸运也完全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