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今年37岁，1998年3月20日在广州被拐卖，买她的是一个比她大13岁的双腿瘫痪的房姓男子，他是陆丰市铜锣湖农场的农民。1999年3月，阿梅在房家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如今一双儿女一岁多了，活泼可爱。其间，陆丰警方曾两次对她实施解救，阿梅均婉拒了。2000年春季打拐行动中，陆丰警方解救的300多名被拐妇女中，她是惟一的大学生。
被拐卖并遭遇暴力的屈辱，如同无尽的长夜，无论睁开眼还是合上眼，那惊怖的一幕总是在缠绕轮回、挥之不去。如果当时阿梅的同学去接了她，如果当时她不那么轻信，如果……如今，这一切均成遗恨。
那个改变阿梅一生命运的日子是1998年3月20日。凌晨两点钟，家住陕西的阿梅乘列车到达广州站。刚刚离开大学校园，在家待业半年的阿梅此次南下广东的打算是，在广州或东莞谋得一份比陕西老家薪水高一些的工作。阿梅在大学读的是电子专业，她想广东一带电子厂家很多，找一份工作应该还可以。两天前阿梅离开老家时给广州同学打过电话，让她来火车站接她，但那位同学并没有出现。从未出过远门的阿梅不敢在街上乱走，她在车站出口处从凌晨两点一直等到早上7点，始终没有等到来接她的同学。
这时迎面走来一胖一瘦两个女人，她们走到阿梅跟前问她是不是来广州做工的，并说自己是来接人做工的。其中一个女人说她的弟弟在一个厂子里当保安，可以帮阿梅找到工作，边说边上前帮阿梅提行李。阿梅觉得这两个女人挺老实的，其中一个怀里还抱着孩子，再加上等同学等得无望，心想还不如先找个工作，边工作边与同学再联系。于是，她便相信了她们，跟着她们上了一辆开往陆丰的大客车。车子先到海丰停了一下，下午两点左右到了陆丰。在陆丰等到天黑7点钟左右，来了一辆面包车，声称是接她们的。阿梅只好跟着上车，同时上车的还有另外一个打工妹。
面包车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停在一片荔枝园旁边。阿梅后来知道这里就是改变她命运的陆丰市铜锣湖镇某村。当时从荔枝园走出三男一女来“接”她们。进入荔枝园后，这几个人露出狰狞的面目。其中一个男的把阿梅身上仅有的500元钱和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结业证一起抢走。其余的人也上来搜身，结果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十多分钟后，面包车开走了，其余的人也走了，只剩下一男一女看着阿梅。（后来经公安部门证实，男的叫林来宝，女的是他的老婆，他们专门干贩卖妇女的罪恶勾当。恶有恶报，去年7月8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妇女罪一审判处林来宝死刑，其妻鲁桂香被处有期徒刑12年。）
当天晚上阿梅被带到一个棚寮里关了起来，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又被带到了荔枝园。这时人贩子林来宝已经联系好了买主，一辆两轮摩托车拉着阿梅离开了荔枝园。人贩子林来宝以2700元的价格卖掉了阿梅。（后经公安部门证实，同阿梅一起上了面包车的另一名打工妹在阿梅之前已被林来宝卖掉。）
曾经十多天不吃不喝，曾经割脉自杀以死抗争。面对迟来的解救，阿梅茫然以对：为何希望总要等到人彻底绝望之后才肯出现……
掏钱把阿梅买来做“老婆”的房某，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无法走路，整天窝在屋里，靠给人算命为生。
卖给房某后，阿梅被看管得挺严，无法出逃。心灰意冷的阿梅难以接受残酷的现实，她决定以死相争，到房家的头十多天阿梅不吃不喝，只等饿死。她还一度割破自己的手腕，要用死来洗清身心的伤痛，但房家人请来医生给阿梅看病，不吃饭就挂葡萄糖水给身体虚弱的阿梅补充营养。
尽管阿梅是被房家花钱买来的，但房家的人对阿梅还算好，从不打骂阿梅。对于经历了一场恶梦的阿梅来说，房某一家人的“感化”举动，使阿梅找回了一点做人的尊严，用阿梅自己的话说，“房家还把我当个人看”，这一点与暴虐的人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独自一个人被拐到偏僻的山村，出逃的无望与被拐的羞辱，渐渐使阿梅变得麻木，她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房某除了下肢瘫痪，身体也还健康。阿梅在房家竟然有了身孕。
1998年8月份，陆丰市公安部门第一次前往铜锣湖镇解救阿梅时，她已有4个月的身孕了。公安人员告诉她可以回家，阿梅婉言谢绝了。她无奈地说：“如果你们早来一两个月，我会头也不回就跟你们走，但现在我不能走，要走也得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1999年3月，怀孕只有7个月的阿梅早产了，孩子出生还算顺利。令她惊异的是，自己竟然生下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只在娘胎里呆了7个月的一双儿女出生时加起来只有3．5千克重。当时孩子的小胳膊只有成年人的大姆指粗。经过房家人的悉心照料，这对龙凤胎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一天天健康地成长起来。
5月20日，陆丰市公安局打拐办和广东省妇联权益部的有关人员再次前往铜锣湖镇看望阿梅，并提出，只要想走，马上就可以回去。但阿梅还是婉拒了，她无法忘掉过去，她甚至割舍不下现在，她更不敢去面对走后的将来。
记者在采访阿梅时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想回去吗？阿梅一听到这话马上眼含泪水。她说：“咋不想回去？可又咋回去？已经落到这种地步，回去只会让父母为自己更伤心呀。”
记者在采访阿梅时，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让父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她说：“现在这种情况咋让她们知道？父母花了几万块钱让我上大学，我不算有文化，但多少还有点知识，总该过得比一般没文化的人强点儿，但是现在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他们会伤心的。所以我从那时到现在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和任何我以前的朋友联系过。我要是写信给家里，他们会按邮戳找遍整个广东省。假如没有两个小孩，我肯定会回去。现在主要是两个小孩牵动我。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也特别想念父母亲，我会尽早去看他们的。”
按照阿梅的想法，她不打算把目前自己的境况告诉家里，因为这样家里人会很担心。既然自己出来两年多都没让家里知道，再过一段时间，也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懂得家中父母对自己的牵挂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但她希望在自己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在自己能够找到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之后，在自己过得还“有点出息”的时候，让家里人来看一看，或是回家看看。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同一片阴影始终笼罩在阿梅的心头。虽然记者不忍心问她过去被拐的经历，但阿梅总是用一些贬损的字眼来表达过去那段经历给她带来的伤害，听来让人心寒。阿梅说“自己现在真是臭名远扬。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同情我，也有人会在背后嘲笑我。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不光人变了，心也变了，心都死了。”
“我也想过要走，但是我想，虽然他们买我，但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和房某有没有感情？我也说不清，但是这两年多来，他们家的人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对小孩的爸爸，我同情他，也恨他。”
对于房某，阿梅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阿梅总觉得房某虽然身有残疾，但心地还算善良，房某从不打骂他，她发脾气的时候，房某也不恼怒。阿梅说，到房某家这两年，她与房某从没发生过争吵，房某什么事都依着她。她刚来的时候，房某就说过等她生完了小孩，可以让她走。
房某没有劳动能力，但他懂一点算命，而当地人很信命，房某靠坐在家里给人算命，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孩子出世后，阿梅每天都会花上两元钱买点肉，给孩子增加点营养。阿梅的全部生活就是照看孩子、洗洗衣服、做饭。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阿梅不大愿意提到房某，她从没有提到“老公”或“丈夫”之类的字眼。“我和他没有感情，不可能有感情”，说到房某时，阿梅总是以“他”字来指代。阿梅对房某有着复杂的感情，同情、感激、怨恨，可能都有。当记者问阿梅，与“他”之间的感情怎样时，她很聪明地回答说：“我对感情这个词理解不太深，但在家里，我们有事都商量着，他什么事基本上都依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