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失忆症患者，如果演过了，把她演成一个神经病，那就完全不是婉瑜了。（这种）分寸感不容易拿捏，一定要非常精准，所以表演过程中，靠的是演员之间的现场碰撞。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拍摄时间吧，必须全心投入。
Q ：外部的干扰多吗？
A ：我们是在北京拍的，一出门全是高楼、商场、广告、霓虹，最现代的东西都在这儿呢；剧组也差不多，各种名牌，工作人员开的也都是好车（笑）。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那个年代的氛围是不容易的。我甚至觉得拍摄环境跟这个电影之间距离太远，所以真的不能（分神），一定要把自己洗得特别干净。
Q ：开机前预料过这种状况吗？
A ：开机典礼上，每个主创都讲了几句话，我说的是，“我这个角色很难演，我需要大家的帮助，我知道我是个不错的演员，但对我来说，婉瑜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讲得很诚恳，我的意思是，希望现场大家不要喧哗，它需要安静的创作状态，大家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很感谢。其实开机的时候，剧本还在修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塑造她。如果这个角色我演好了，大家认可了，我才觉得我是个好演员。
Q ：所以“冯婉瑜”也就成了“秋菊”之后，你第二个给自己打满分的角色？
A ：因为于我而言，这两个角色是纯粹的塑造。看《秋菊打官司》或者《归来》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我的影子，她们是另外一个女人。作为演员，有机会这么纯粹的塑造，太值了，太难得了。
Q ：那冯婉瑜是怎么走进你心里的？
A ：我看剧本，只要喜欢上一个人物，就开始天马行空了。像婉瑜，其实我看了小说，第一反应是觉得和我相差挺大的，但小说有一段对她眼神的描写，说她的性感、她的魅力都藏在她一瞬间的眼神里，读到这儿我就爱上她了，我在想，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丰饶，所以就开始想象。但我最喜欢的是她的后半段，内心世界一下子全铺开了，那种个性的解放非常打动我。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我去塑造她的时候，她正在某个角落跟我说，你在扮演我，你在讲我的故事，我希望你把我的故事说给每个人听。这给了我信念，我不是为导演，不是为其他人，我是在为这个女人塑造。后来我在电影院看成片，我觉得她也来了，悄悄来的。
Q ：她是怎么评价的？
A ：我觉得她喜欢，她满足了，然后她就走了。她是一个灵魂。我能感觉到，如果我满足她就会很满足，如果我有遗憾，她心里也难受。但其实我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镜头，哪怕半秒钟我都不能松懈。
后知后觉
“这一生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
Q ：孙周导演说，危险在巩俐这样的女人面前，仿佛也消失了。是因为没什么让你怕的东西吗？
A ：这一生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笑）。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就是危险啊、困难啊，当它们不存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是觉得，有困难就解决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失去亲人和朋友，可我有的时候慢半拍，看到他们走了还不相信，觉得没走，去了墓地还在想，这不是真的。直到有一天，可能被什么东西触动，才一下子崩溃了；而且后悔，因为当时不相信、不接受，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A ：这么讲的话，可能是的。困难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处理问题。困难这个东西，你躲不了，只看用什么方式应对了。
Q ：这种性格是怎么养成的？
A ：很难解释。可能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困难，就这么做了（笑）。
Q ：那通常情况下，什么样的场景会触发你的情绪，让你不那么理性？比如电影杀青？
A ：我工作的时间也很长了，回忆所有拍过的电影，我没有一次和人红过脸，自然，分开前大家就真的是恋恋不舍。这种恋恋不舍，不是互相说一些华丽的祝福，大家其实没有太多话，都是你看我我看你，拍点合影，然后现场坐下来喝一杯，聊聊天，一种淡淡的情怀。不说主创人员了，因为后期和宣传期还能再见，但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再重逢可能就是三四年后了，毕竟大家都很忙。这种时刻，我会比较伤感，也有一丝无奈 。演员是挺多愁善感的吧。
A ：对，我是一个演员，面对的市场和受众比较广，大家都愿意知道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可能由于我从事的职业，塑造了许多人物，显得神秘，但推己及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隐私得到尊重。
Q ：这是不是也和你所受的教诲有关？演员就该踏踏实实演好戏，而不是把生活一锅粥地端到台面上？
A ：也没有谁刻意教我们不能打听八卦，不能散布小道消息（笑），只是我觉得，对方想说，你不用问他也会讲，何必勉强呢？我从来不打探别人的隐私或者八卦，因为所谓八卦，只是大家的猜测，很无聊，八卦的环境让我感觉不舒服。
Q：那现在的你是否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但不逾矩的状态？
A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较从心所欲，是很随性的。这种随性也是这些年来习惯了的（状态），包括我的工作、团队、家庭，飞来飞去的奔波生活成了我的个人风格。我没有刻意安排一定要怎么样，或者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可能我心中也是有目标的，只是自己当下不知道，静下来想一想去年和前年，才发现原来也有目标，但刻意不是我的生活态度。
Q：包括没有签过任何一家公司，也是出于“散”的脾性吧？
A ：首先是想保证演员的纯粹和自由度，还有一点是，工作品质上我不想受约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先用减法，把不要的东西全部删掉，没有好的电影，没有好的角色我宁可不演。我不喜欢被动的状态，那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即便跟一家公司合作，我也都是甲方，我不会当乙方的（笑）。
Q ：自信的人才敢做减法。
A ：真的（笑）？为什么我推掉了那么多片约，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减法。我没有必要再去塑造一个颂莲（《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家珍（《活着》）、一个婉瑜，如果接下来的角色有拷贝感，或者不如之前的力度强，我都不接，因为我超越不了。其实对我来说，现在选角色挺难的。
Q ：巩俐也会遇到选择难的状况？
A ：会（笑），选择面很窄。为什么选来选去演了婉瑜，是因为她真正地独立于我的过往，没有沾一点我以前作品的影子，从外表到内心，完全不一样。
Q：不过在某些方面，你是长情的，比如和欧莱雅的合作，从一九九六年起至今。
A ：这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也见证着彼此的成长。欧莱雅在文化、艺术和提升女性价值方面的贡献是我欣赏的。它和“美”息息相关，又在不断创新，我参观过欧莱雅在浦东的皮肤实验室，工程师会先培养出皮肤，然后用产品进行过敏原、美白、抗衰老方面的测试。这是大品牌的严谨。还有一点，欧莱雅是一个懂得呵护女性的品牌，十几年前，中国女性开始慢慢注重自己的妆扮，但那时候我们不太懂，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包括我自己，学过一点化妆，可是没有这么多产品，只知道腮红、眼影，很难说是得体的。欧莱雅的出现，包括它提供的学习平台，让中国女性养成了对美的认知和判断，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