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洪：18年格力一把手 深知国企改革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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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img]http://n.sinaimg.cn/tech/crawl/20170725/a-XD-fyiiahz0034136.jpg[/img][size=2][color=#333333][/color][/size][/align]
时代周报记者 陆璐 发自佛山
朱江洪比约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出现在佛山顺德的活动现场，没有过多犹疑，他开始埋头签售新书。案桌上摞着一沓他最近写就的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
71岁的朱江洪是格力创始人、前任董事长，亦是董明珠的前领导及伯乐。
这天是7月21日，他的新书签售会进行到了第7场。尽管顺德是个小地方，但这里有着中国最大的家电产业集群，到处是和他合作过的老朋友，还有多名格力前员工。和前6场不同的是，现场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捐给当地职业教育基金。
朱江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瘦长的身体被白衬衫和黑西裤包裹，保持人们对他一贯的朴素印象。和往常一样，他严肃且沉默寡言，但表情中仍显出几丝疲惫。多日以来，一场有关“朱董之争”的舆论风波刚从他头顶刮过。
风波因自传而起。在自传接近末尾中的一段文字中，朱江洪直言不讳—“有些媒体炒作‘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这句话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她走上了企业的各级领导岗位，站在格力这个大舞台上，才有了她大展拳脚的机会。至于后面那句‘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恐怕就值得商榷了。一个人能力再大终究是有限的，做企业不是一两个人所为而是团队的力量。”
很快，这段话被媒体直接解读为“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以此推断“格力创始人朱江洪与现‘掌门人’董明珠矛盾日益激化”。之后，朱江洪将参加7月23日“格力缘”老员工见面会的消息曝出。两件事情叠加，让人解读出更多特殊意味。
“有人说你都退休了，干吗还出来争功。我觉得奇怪，我无功可争。”顺德的新书签售会上，这位曾称自己誓静助企“高级打工仔”的企业家首次回应争议，“书一出来到处解读，说我和谁谁谁有矛盾，是和谁谁谁比怎么样，其实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只希望能给需要的人启迪。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写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img]http://n.sinaimg.cn/tech/crawl/20170725/_6IZ-fyiiahz0034172.jpg[/img][size=2][color=#333333][/color][/size]
[b]“国企难，难在一个国字”[/b]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国企打工，从来没有尝试过民企和其他类型企业的滋味。”每谈及30多年的从业经历，朱江洪绕不开感触最深的这一点。
1970年，25岁的毛头小伙朱江洪从华南理工学院机械系（现华南理工大学）毕业，从此“一入国企深似海”：先是被分配到广西百色的矿山机械厂，1988年到珠海冠雄塑胶厂（格力电器集团前身）担任总经理，之后合并海利，创办格力，历任格力电器董事长、格力集团董事长。一直到2012年6月，朱江洪正式退休，格力电器董事长由其18年的下属董明珠接替。
在1996年上市前，格力是100%的国有成分，直至2005年股改前，也誓静助企占有58%的绝对控股权，一股独大成了格力长期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格力却身处历来竞争最为激烈和充分的家电行业。
这样的情况下，朱江洪将国企格力做到了行业第一，而20世纪90年代曾威震一方的华宝、万宝、威力、华凌等大型家电国企早已销声匿迹。
“国企难，难在一个国字。民企也难做，但只需负经济风险，国企却要同时承担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稍有不慎得罪领导，就可能被炒鱿鱼。” 朱江洪深知国企是戴着镣铐起舞，他把做国企形容为“只有‘找死’或‘等死’”：有些事你不积极想办法去做或硬着头皮去做，企业就上不去，只能“等死”。但做了弄不好就会“找死”。
这样的“找死”，朱江洪试过很多次。在广西百色矿山机械厂担任厂长时开除了一名权贵的亲戚，险些被处罚。1992年，为了维护下属的合理利益，他和集团老总争吵起来。“事后他们对我说‘有没有搞错，你吃了豹子胆了？敢和老总顶嘴？’”
但最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也就是2003年曝出的格力“父子之争”。在这件事情中，朱江洪被描述成褚时健式的人物，被指侵吞国有资产。尽管后来诉诸法律后被澄清，但这件事给朱江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刻骨铭心，一辈子也无法忘怀。”朱江洪事后回忆。
为同时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企的条条框框，朱江洪有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但这样的措施却险些将朱送进监狱。格力初期，因擅自设置给经销商的“销售奖励”政策，其中一笔疑似用作他途的400元账单成为重型炸弹，尽管最后被澄清，但“因为这件事我被足足查了两年，也被整了两年”。
“在国企体制和市场潜规则之间，在国企、民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企业之间，如何竞争，如何去寻找平衡点，使之又能满足竞争的需要，又要符合国家对企业的‘清规戒律’，使‘上级’也不感到为难，这的确是摆在国企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朱江洪说道。
[b]“难做不代表完全做不好”[/b]
“企业家需要修行。”
尽管将国企格力做到了行业第一，但每被问及如何将格力的成功转化成制度性产物，朱江洪只给出似是而非的回答。在国企体制改革尚难推进的前提下，他倾向于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我提升。
“国企难做，不代表完全做不好。”朱江洪针对时代周报的采访回应。
朱江洪所理解的修行，是“企业家要把性格、思想修行到按照企业发展的要求、员工和社会的各方面的要求上。不能认为性格是娘肚子带出来的不能改的。错，要想尽办法改过来。你可以改造世界，也可以创造很多东西，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改一改呢？”
这也是他24年担任国企一把手得出的管理哲学。在自传中他总结成：“要团结大多数人，就必须放下架子，尊重别人，容得下各种性格的人员和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反对的声音。”
一贯没有架子，又喜欢“一线调研”和“微服私访”的朱江洪在老员工中威信很高。前格力电器经营部部长老梁是格力创业的第一批员工之一，如今已经退休好几年，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老员工每年春节前都会拜访老领导。“他人品很好，我们都很敬佩。”
老梁仍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他和朱江洪要去上海见一个大经销商，因为赶时间，朱老板皮鞋开裂没时间买新的。“后来是我临时去街上帮他买了一双皮鞋，才一起去见经销商。”
格力电器8号员工老刘1985年来冠雄做助理工程师。在他印象中，“朱老板把公司唯一的一辆车子让给原总经理用，他一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跑。”后来，这一点被朱江洪写进了自传。
从担任广西矿山机械厂厂长，到担任冠雄橡胶厂和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都是半路杀出来取代原总经理的位子，原总经理都没有调走，反而留下来当了副手。这种上下级关系很不好处理，用朱江洪的话说，“弄不好就容易擦木仓走火”，但朱江洪三关都成功闯过，他总结为“放下身段，尊重他人，乐于倾听不同意见”。
24年身居其中，洞若观火。但谈及国企改革，朱江洪却不愿意说太多。“决策层都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改，问题是如何实施、能不能实施、要不要实施的问题。我讲也是多余。”
但朱江洪进而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无论如何改，从体制上下猛药才是最大的改革。另外针对垄断性资源企业或充分市场竞争领域的企业，国企类型不一样，改革做法也可以不一样。”
“不管是什么企业，要办好的关键是人。”朱江洪对此了然于心。[/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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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陆璐 发自佛山
朱江洪比约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出现在佛山顺德的活动现场，没有过多犹疑，他开始埋头签售新书。案桌上摞着一沓他最近写就的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
71岁的朱江洪是格力创始人、前任董事长，亦是董明珠的前领导及伯乐。
这天是7月21日，他的新书签售会进行到了第7场。尽管顺德是个小地方，但这里有着中国最大的家电产业集群，到处是和他合作过的老朋友，还有多名格力前员工。和前6场不同的是，现场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捐给当地职业教育基金。
朱江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瘦长的身体被白衬衫和黑西裤包裹，保持人们对他一贯的朴素印象。和往常一样，他严肃且沉默寡言，但表情中仍显出几丝疲惫。多日以来，一场有关“朱董之争”的舆论风波刚从他头顶刮过。
风波因自传而起。在自传接近末尾中的一段文字中，朱江洪直言不讳—“有些媒体炒作‘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这句话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她走上了企业的各级领导岗位，站在格力这个大舞台上，才有了她大展拳脚的机会。至于后面那句‘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恐怕就值得商榷了。一个人能力再大终究是有限的，做企业不是一两个人所为而是团队的力量。”
很快，这段话被媒体直接解读为“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以此推断“格力创始人朱江洪与现‘掌门人’董明珠矛盾日益激化”。之后，朱江洪将参加7月23日“格力缘”老员工见面会的消息曝出。两件事情叠加，让人解读出更多特殊意味。
“有人说你都退休了，干吗还出来争功。我觉得奇怪，我无功可争。”顺德的新书签售会上，这位曾称自己誓静助企“高级打工仔”的企业家首次回应争议，“书一出来到处解读，说我和谁谁谁有矛盾，是和谁谁谁比怎么样，其实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只希望能给需要的人启迪。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写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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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企难，难在一个国字”[/b]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国企打工，从来没有尝试过民企和其他类型企业的滋味。”每谈及30多年的从业经历，朱江洪绕不开感触最深的这一点。
1970年，25岁的毛头小伙朱江洪从华南理工学院机械系（现华南理工大学）毕业，从此“一入国企深似海”：先是被分配到广西百色的矿山机械厂，1988年到珠海冠雄塑胶厂（格力电器集团前身）担任总经理，之后合并海利，创办格力，历任格力电器董事长、格力集团董事长。一直到2012年6月，朱江洪正式退休，格力电器董事长由其18年的下属董明珠接替。
在1996年上市前，格力是100%的国有成分，直至2005年股改前，也誓静助企占有58%的绝对控股权，一股独大成了格力长期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格力却身处历来竞争最为激烈和充分的家电行业。
这样的情况下，朱江洪将国企格力做到了行业第一，而20世纪90年代曾威震一方的华宝、万宝、威力、华凌等大型家电国企早已销声匿迹。
“国企难，难在一个国字。民企也难做，但只需负经济风险，国企却要同时承担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稍有不慎得罪领导，就可能被炒鱿鱼。” 朱江洪深知国企是戴着镣铐起舞，他把做国企形容为“只有‘找死’或‘等死’”：有些事你不积极想办法去做或硬着头皮去做，企业就上不去，只能“等死”。但做了弄不好就会“找死”。
这样的“找死”，朱江洪试过很多次。在广西百色矿山机械厂担任厂长时开除了一名权贵的亲戚，险些被处罚。1992年，为了维护下属的合理利益，他和集团老总争吵起来。“事后他们对我说‘有没有搞错，你吃了豹子胆了？敢和老总顶嘴？’”
但最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也就是2003年曝出的格力“父子之争”。在这件事情中，朱江洪被描述成褚时健式的人物，被指侵吞国有资产。尽管后来诉诸法律后被澄清，但这件事给朱江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刻骨铭心，一辈子也无法忘怀。”朱江洪事后回忆。
为同时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企的条条框框，朱江洪有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但这样的措施却险些将朱送进监狱。格力初期，因擅自设置给经销商的“销售奖励”政策，其中一笔疑似用作他途的400元账单成为重型炸弹，尽管最后被澄清，但“因为这件事我被足足查了两年，也被整了两年”。
“在国企体制和市场潜规则之间，在国企、民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企业之间，如何竞争，如何去寻找平衡点，使之又能满足竞争的需要，又要符合国家对企业的‘清规戒律’，使‘上级’也不感到为难，这的确是摆在国企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朱江洪说道。
[b]“难做不代表完全做不好”[/b]
“企业家需要修行。”
尽管将国企格力做到了行业第一，但每被问及如何将格力的成功转化成制度性产物，朱江洪只给出似是而非的回答。在国企体制改革尚难推进的前提下，他倾向于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我提升。
“国企难做，不代表完全做不好。”朱江洪针对时代周报的采访回应。
朱江洪所理解的修行，是“企业家要把性格、思想修行到按照企业发展的要求、员工和社会的各方面的要求上。不能认为性格是娘肚子带出来的不能改的。错，要想尽办法改过来。你可以改造世界，也可以创造很多东西，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改一改呢？”
这也是他24年担任国企一把手得出的管理哲学。在自传中他总结成：“要团结大多数人，就必须放下架子，尊重别人，容得下各种性格的人员和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反对的声音。”
一贯没有架子，又喜欢“一线调研”和“微服私访”的朱江洪在老员工中威信很高。前格力电器经营部部长老梁是格力创业的第一批员工之一，如今已经退休好几年，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老员工每年春节前都会拜访老领导。“他人品很好，我们都很敬佩。”
老梁仍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他和朱江洪要去上海见一个大经销商，因为赶时间，朱老板皮鞋开裂没时间买新的。“后来是我临时去街上帮他买了一双皮鞋，才一起去见经销商。”
格力电器8号员工老刘1985年来冠雄做助理工程师。在他印象中，“朱老板把公司唯一的一辆车子让给原总经理用，他一直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跑。”后来，这一点被朱江洪写进了自传。
从担任广西矿山机械厂厂长，到担任冠雄橡胶厂和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都是半路杀出来取代原总经理的位子，原总经理都没有调走，反而留下来当了副手。这种上下级关系很不好处理，用朱江洪的话说，“弄不好就容易擦木仓走火”，但朱江洪三关都成功闯过，他总结为“放下身段，尊重他人，乐于倾听不同意见”。
24年身居其中，洞若观火。但谈及国企改革，朱江洪却不愿意说太多。“决策层都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改，问题是如何实施、能不能实施、要不要实施的问题。我讲也是多余。”
但朱江洪进而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无论如何改，从体制上下猛药才是最大的改革。另外针对垄断性资源企业或充分市场竞争领域的企业，国企类型不一样，改革做法也可以不一样。”
“不管是什么企业，要办好的关键是人。”朱江洪对此了然于心。[/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