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或许李白只是想“玩一把”，只要让这个天下变好一点，就不玩了，就像赌徒。但他没有得到机会。
文/谭山山
“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在创作于1940年的著作《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劈头就这样写道，“当我一苦闷了，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焦灼与渺茫，悲愤与惶惑，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我就尤其想到李白了。”
原因很简单：读李白的诗，会让人得到解放。李长之写到，李白的人生，跟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所悲的、所喜的，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他比我们喜、喜得厉害，悲、悲得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地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
“凡是李白最成功的作品，例如那‘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的《古风》，‘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将进酒》，‘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的《襄阳歌》，‘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的《江夏赠韦南陵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的《江夏别宋之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南陵别儿童入京》，‘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的《把酒问月》，‘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月下独酌》，这些统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往上下千古，令人读了，把精神扩张到极处。”李长之总结道。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把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相较于杜甫，李白更让人感到亲切。人人都从读到的那些惊才绝艳的诗歌中想象李白的模样。那么，他到底长什么样？
李长之从李白自己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载里，拼贴出李白的一些特征。他的眼睛很亮——专门跑了三千多里地去看他、视他为偶像的诗人魏万描述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他的朋友崔宗之也说他“双眸光照人”。
他喜欢穿紫袍子——在《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中他写道：“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他还曾穿着这紫皮袍去看朋友，“草裹乌纱巾，倒被紫绮裘”。他随身带着刀子——魏万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崔宗之的诗说他“袖有匕首剑”。他有时会穿道服——“曾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副”，魏万描述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与其说他是文人，不如说是奇人。
李白画像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其实，还有人说他是疯子。在《江夏赠韦南陵冰》中李白写过“槌碎黄鹤楼”，有人讽刺他乱来，他回以一首诗：“黄鹤高楼已槌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芳菲。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从“一州笑我为狂客”这一句，可以想见他当时是如何得意、如何眉飞色舞，对他来说，这就是最过瘾的事。
李白写诗还喜欢用“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等极度夸张的字眼。这对他来说，应该是性格使然，因为他的内心是热烈的，情绪也无可抑制地喷薄而出。
“疯子和狂人有没有价值呢？这在普通人偶尔一想，好像是没有的，其实，太不然了，我敢说任何人需要着疯子、狂人。我只揭穿一句话就够了，就是，疯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不过不肯说出来、不敢说出来，天天压抑着、委屈着罢了。却逢巧有人替我们冲口说出来了，难道不是人类的功臣吗？
倘若更进一步，不但能替我们说出来，而且能将那最要紧、最根本、最普遍的给道出来，而且更进一步，乃是把这最要紧、最根本、最普遍的要求，置之于最美妙的艺术形式之中，那么，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是功臣了！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却正恰恰是其中之一，而且属于最煊赫的之一！”李长之写道。
“诗仙”李白活得潇洒浪漫。李白实际上是建立了自己的“自媒体”。
著有《大唐李白》的作家张大春这样概括李白：“一个街头艺人，一个酒馆狂生，一个以他那样的阶级不该拥有的写作能力而名闻遐迩的道者，一个曾经那样接近过权力核心而仍只被以‘倡优之徒’对待的浪子，以及——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国者。”
“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国者”是指756年李白参与永王起兵争位，被控鼓吹、协同反叛之罪，并被流放，杜甫作为坚定的李白控，接连写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梦李白二首》等诗篇为李白正名，并在《不见》中写出“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也因此，今天有人把杜甫形容为“李白营销团队的首席顾问”，并认为那首描述李白才华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简直就是为李白进行危机公关的文案：“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张大春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李白实际上是建立了自己的“自媒体”。张大春说，李白想当国师，认为皇帝应该用他。但商人家庭的出身限制了他，他没有机会达成梦想，于是，就找到了另一个路径：建立个人名声，“为达天听”。
李白的《赠汪伦》妇孺皆知。首先，他在27岁那年娶了一个“故相之女”。他的第一任妻子许氏，是高宗到武则天时代的大臣许圉师的孙女。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张大春推测，他的妻子极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他没有一首诗是写给许氏的，因此，他的婚姻恐怕也不幸福。但这是摆脱商人家庭的重要一步。
其次，写诗结交朋友。张大春说：“拿诗作礼物这件事情，他也是做得最彻底、最全面的。他送诗的对象很多，多半是中下层的官僚，你都很难通过历史的材料，考证他送的诗都是送给什么人了，看起来有少府又有县尉。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用，总之就是送，就是赚得民间的名声。”但这确实有效，杜甫、魏万等人就是为李白的诗所倾倒，彻底成为李白控的。他尽量不提自己的出身，他的粉丝们也贴心地从不提及。
这里需要提及李杜之间不对等的友情。杜甫前前后后给李白写了15首诗，那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就是为李白鸣不平的，认为李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反之，李白的态度就冷淡得多（也许觉得杜甫对自己的爱是理所当然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替李白开脱：“李白虽然年长11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或许是一种互补吧，杜甫的沉郁，是需要李白的狂放来刺激的。
杜甫为李白所作的诗。终其一生，李白并未实现“谋事一国”的目标。
唐朝是诗歌的盛世，这是历代帝王扶持的结果。在《大唐李白·少年游》中，张大春写道：“……一个以鲜卑族‘异种冒姓’而奄有天下的共主，似乎宁可特意表示其受汉族文化的熏沐濡染，并不稍逊于中土之人；由此，李唐王朝特别重视与奖掖文教。”高宗及武后就时常自制新词，编为乐府，以供传唱；中宗则每每在月底驾临昆明池，主持赋诗大会。
一则考察群臣的才思，一则激扬他们的斗性。赋诗、献诗、采诗这一整套程序走完，就是赋诗大会的高潮环节：未中选的诗篇被放在竹编的朱红色漆笼中，由众女官向彩楼下抛撒，诗签缤纷飘摇，群臣则摩肩接踵，自取其诗作而归。
在书中，李白的老师赵蕤把群臣所作之诗叫做“乞儿词”，把诗会称为“丐恩会”，彩楼则是“折颈楼”——人们仰望天恩，久候却不能获得圣眷，连脖子都僵折了。这种祈望天恩的心态，就叫“热中”——“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孟子·万章句上》）。
李白也不能例外。张大春在书中虚构了少年李白拜赵蕤为师的情节：（李）“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来求神仙指点。”（赵）“出欲何往？”（李）“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赵）“若是学了一艺，而不能成就一业，抑或成就一业，却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谋事一国，而谋事一国却搅扰得天下大乱，可乎？”（李）“亦佳！”
清佚名绘“四月流觞”（局部）但他的痛苦也在于此。不能参加科举，以白身之姿三入长安，李白固然以文名得到玄宗的赞赏——“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焉能致此”，但也被批“此人固穷相”，终其一生，并未实现“谋事一国”的目标。所以张大春在《大唐李白·将进酒》的序言中写道：“作诗这件事，除了能够传扬李白在俗世的名声，让他赢得一个商人几乎绝无可能在士大夫间猎取的尊重，同时也不断地透露李白内在深刻的不安。
无论是沦隐或显达，也无论是任官或修道，更无论是立功或成仙，李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怀疑自己的天地究竟应该位置于何处。也就是说，李白的诗歌一直就是他抛向世界的困惑。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归属，纵使归属在眼前脚下，他也已经将视线和步履投向另一个未知的角落。”“这是一个既失落了机会又登不上舞台的纵横家血泪斑斑的实践。天才之奋勉、天才之寂寞、天才之不为时人所知、天才之无用武之地，俱在于是。”
或许正如张大春所说，李白只是想“玩一把”，只要让这个天下变好一点，就不玩了，就像赌徒。但他没有得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