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讨论恐惧症”，这个问题出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它将为学生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又有何破解方法？今天且来聊一聊。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晓东。
前几天，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了小杨，她是今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刚刚录取的百位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之一。跟几个月前她给我的感觉不同，这次她看起来很紧张，表情里甚至带有几分痛苦。
我关切地问她这三个多月的学习和生活进展如何。她说，“嗯，怎么说呢，我很喜欢统计、编程、教育经济学之类的课，因为课上老师讲得很多，我也感觉很适应。但是，那些以课堂讨论、口头报告、小组辩论为主的课程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我一到星期二晚上就失眠，饭也吃不下，因为周三有两门讨论课。”
我接着问她为什么讨论课让她这么痛苦。她说，“唉，我的那些美国同学都很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整堂课都听他们不停地提问题、讨论。而我呢，根本插不上嘴，光忙着听他们在说什么，好不容易我自己想出一些答案，下课铃却响了。”
“我感觉自己特别笨，连别人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显得非常沮丧。
为何会患上“讨论恐惧症”？
其实不光她，很多中国同学都有类似的“讨论恐惧症”。在美国，教授们习惯鼓励学生根据提前布置的阅读材料自由提问、深入分析、批判性地思考和吸收前人的观点。 这种教育方式背后蕴含的丰富理念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学生不仅向老师学习，而且也应该尽可能多地与同学交流并互相学习，教授绝不是学生们汲取知识的唯一途径。
二、同学拥有和老师同等的提问与质疑的权利。
然而，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理念和做法。在他们看来，学习就获取正确答案或者标准答案，而课堂讨论和互相提问始终没有直接给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这怎么能行？
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在开学几周后来向我抱怨，“老师，我没有从您的课里面学到任何的东西，您从不告诉我们任何答案，却一直让我们这些学生利用大好的课堂时间去讨论。我父母花了这么多钱让我来读书，是让我从顶尖教授那里学习知识的，不是听一帮同学谈他们的个人看法的。”
她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后来，我先后请教35位美国大学教授回答两个问题。这些教授执教于美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大学，所教授的课程涉及科学、人文、商科和工程等等，他们的回答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美国教授对中国学生的普遍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在你们的课堂上，中国学生经常遇到哪些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你会建议中国学生提高自己的哪些技能，从而让他们在学术上获得成功？
归纳这些教授们的答案，有三种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
第一种破解方法：良好的写作能力
“坦率的讲，写作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国学生觉得难，每一个学生都觉得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iegal教授这样回答。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但为什么中国学生觉得写学术文章尤其难呢？西北大学经济系的Voli教授的回答很给我们启发，“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刻苦，他们也很听话。我布置的任何作业他们都会尽全力完成。然而，他们只是把我告诉他们的或者书上说的写下来，他们太习惯于复述别人的观点，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观点。”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觉得写作难。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我们在本科的时候没怎么写过这样的东西，老师也没教过该如何写学术的文章。”从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来看，他们确实需要提高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好多学生要么无法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不知道如何佐证自己的看法。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何在大学阶段继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
是不是英语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写作水平？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很多教授。他们都说，英文水平确实会有所影响，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两个因素：大量阅读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常常抱怨教授们布置的阅读材料太多了。确实，在美国读大学或者研究生，每周的阅读量动辄就上百页。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告诉我，每两周读一本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对她的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范德比尔特大学工程学院的Jonnason教授说，“要想写得好，首先要多读。一个读过50本书的人肯定比只读过2本的人写得好。”
此外，不少美国教授指出，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的不足也导致了中国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很难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其实，必要的社会实践和经历不仅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学术写作同样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种破解方法：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
多位教授在问卷回答中指出，中国学生在课上需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坐在那里听。他们需要有质疑能力，需要问问自己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或者证伪前人或者其他人提出的观点。
对于中国学生习惯以考试成绩高低论优劣的思维模式，这些教授们颇有微词也颇为担心。他们认为考试分数决不是唯一尺度，学生思考能力的提高是评判学习效果重要指标。 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Johnson教授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你的美国教授肯定愿意跟你一起合作或者协助你。但是，这需要你有尖锐的看问题的眼光去质疑已有的知识，而不是重复那些别人已经发现的理论。”
一位纽约大学的教说， “中国学生很善于总结，但不善于批评、分析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我们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提问让我们可以把阅读从静态的、单向的看变为动态的、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
提出问题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思考所读内容的表达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恰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记录和抄写只能是肤浅的理解，而提问或者批评指摘才能带来深入的思考。
第三种破解方法：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亚利桑那大学的Levin教授在答卷中抱怨， “不论我怎么鼓励我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不说话！在我的课上，最安静的一群人肯定是中国学生。他们不说话，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听懂了我讲的内容。”
伯克利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Gomez反馈说，“我的中国学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沟通。其实，他们应该早点来跟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得高分。我真的不太理解，他们似乎很少在课外与教授们接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地进行沟通啊。”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他们在课堂上这么安静。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
“从小我的父母和老师就告诫我：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再讲出来。”
“在没想清楚就说出自己的看法是非常浅薄的表现。”
“当我发现我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事实上，当时你发现自己想的跟别人不同时，恰恰应该说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帮助你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解、并帮助你迸发新的想法。
我曾经这样鼓励班里的学生表达他们的想法：发言的时候，没有人指望你说出一个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观点和看法，何必担心呢？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就是最好的头脑风暴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会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视野和头脑，这不是最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机会吗？
我建议那些不善于参与课堂讨论的中国学生先尝试跟自己的教授多交流，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困惑，或者把在课堂上没有机会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的一对一交流会大大增加你的自信，并转化成参与课堂讨论的动力。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叫小洪学生以前从来不跟教授们交流，在我的建议下，他跟自己的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进行了30分钟的谈话。事后听小洪说，这位教授非常耐心地听他谈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并给予了深入的指导。教授甚至拿出自己尚未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给小洪，请他阅读并指出文章里存在哪些问题。
这是小洪第一次尝到跟教授个别交流的甜头。逐渐地，他有了信心，开始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上面谈到的三种能力对于培养有创造性、有适应性的学生尤其重要。中国的教育界需要进一步关注并思考：我们的学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时表现如何？哪些能力的欠缺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成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提高学生所需要的这些能力？在教育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是否为培养全球化的人才做好了准备。
前几天，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遇到了小杨，她是今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刚刚录取的百位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之一。跟几个月前她给我的感觉不同，这次她看起来很紧张，表情里甚至带有几分痛苦。我关切地问她这三个多月的学习和生活进展如何。她说，“嗯，怎么说呢，我很喜欢统计、编程、教育经济学之类的课，因为课上老师讲得很多，我也感觉很适应。但是，那些以课堂讨论、口头报告、小组辩论为主的课程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我一到星期二晚上就失眠，饭也吃不下，因为周三有两门讨论课。”
我接着问她为什么讨论课让她这么痛苦。她说，“唉，我的那些美国同学都很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整堂课都听他们不停地提问题、讨论。而我呢，根本插不上嘴，光忙着听他们在说什么，好不容易我自己想出一些答案，下课铃却响了。”
“我感觉自己特别笨，连别人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显得非常沮丧。
为何会患上“讨论恐惧症”？
其实不光她，很多中国同学都有类似的“讨论恐惧症”。在美国，教授们习惯鼓励学生根据提前布置的阅读材料自由提问、深入分析、批判性地思考和吸收前人的观点。 这种教育方式背后蕴含的丰富理念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学生不仅向老师学习，而且也应该尽可能多地与同学交流并互相学习，教授绝不是学生们汲取知识的唯一途径。
二、同学拥有和老师同等的提问与质疑的权利。
然而，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理念和做法。在他们看来，学习就获取正确答案或者标准答案，而课堂讨论和互相提问始终没有直接给出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这怎么能行？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在开学几周后来向我抱怨，“老师，我没有从您的课里面学到任何的东西，您从不告诉我们任何答案，却一直让我们这些学生利用大好的课堂时间去讨论。我父母花了这么多钱让我来读书，是让我从顶尖教授那里学习知识的，不是听一帮同学谈他们的个人看法的。”
她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后来，我先后请教35位美国大学教授回答两个问题。这些教授执教于美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大学，所教授的课程涉及科学、人文、商科和工程等等，他们的回答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美国教授对中国学生的普遍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在你们的课堂上，中国学生经常遇到哪些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你会建议中国学生提高自己的哪些技能，从而让他们在学术上获得成功？
归纳这些教授们的答案，有三种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
第一种破解方法：良好的写作能力
“坦率的讲，写作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国学生觉得难，每一个学生都觉得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iegal教授这样回答。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但为什么中国学生觉得写学术文章尤其难呢？西北大学经济系的Voli教授的回答很给我们启发，“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刻苦，他们也很听话。我布置的任何作业他们都会尽全力完成。然而，他们只是把我告诉他们的或者书上说的写下来，他们太习惯于复述别人的观点，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观点。”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觉得写作难。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我们在本科的时候没怎么写过这样的东西，老师也没教过该如何写学术的文章。”从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来看，他们确实需要提高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好多学生要么无法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不知道如何佐证自己的看法。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何在大学阶段继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写学术性论文的能力。是不是英语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写作水平？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很多教授。他们都说，英文水平确实会有所影响，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两个因素：大量阅读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常常抱怨教授们布置的阅读材料太多了。确实，在美国读大学或者研究生，每周的阅读量动辄就上百页。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告诉我，每两周读一本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对她的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范德比尔特大学工程学院的Jonnason教授说，“要想写得好，首先要多读。一个读过50本书的人肯定比只读过2本的人写得好。”
此外，不少美国教授指出，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的不足也导致了中国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很难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其实，必要的社会实践和经历不仅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学术写作同样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种破解方法：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多位教授在问卷回答中指出，中国学生在课上需要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坐在那里听。他们需要有质疑能力，需要问问自己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或者证伪前人或者其他人提出的观点。
对于中国学生习惯以考试成绩高低论优劣的思维模式，这些教授们颇有微词也颇为担心。他们认为考试分数决不是唯一尺度，学生思考能力的提高是评判学习效果重要指标。 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Johnson教授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你的美国教授肯定愿意跟你一起合作或者协助你。但是，这需要你有尖锐的看问题的眼光去质疑已有的知识，而不是重复那些别人已经发现的理论。”
一位纽约大学的教说， “中国学生很善于总结，但不善于批评、分析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我们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提问让我们可以把阅读从静态的、单向的看变为动态的、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
提出问题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思考所读内容的表达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恰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记录和抄写只能是肤浅的理解，而提问或者批评指摘才能带来深入的思考。
第三种破解方法：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亚利桑那大学的Levin教授在答卷中抱怨， “不论我怎么鼓励我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不说话！在我的课上，最安静的一群人肯定是中国学生。他们不说话，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听懂了我讲的内容。”
伯克利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Gomez反馈说，“我的中国学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沟通。其实，他们应该早点来跟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得高分。我真的不太理解，他们似乎很少在课外与教授们接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地进行沟通啊。”
我问过许多中国学生为什么他们在课堂上这么安静。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
“从小我的父母和老师就告诫我：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再讲出来。”
“在没想清楚就说出自己的看法是非常浅薄的表现。”
“当我发现我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事实上，当时你发现自己想的跟别人不同时，恰恰应该说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帮助你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解、并帮助你迸发新的想法。
我曾经这样鼓励班里的学生表达他们的想法：发言的时候，没有人指望你说出一个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观点和看法，何必担心呢？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就是最好的头脑风暴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会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视野和头脑，这不是最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机会吗？
我建议那些不善于参与课堂讨论的中国学生先尝试跟自己的教授多交流，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困惑，或者把在课堂上没有机会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的一对一交流会大大增加你的自信，并转化成参与课堂讨论的动力。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叫小洪学生以前从来不跟教授们交流，在我的建议下，他跟自己的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进行了30分钟的谈话。事后听小洪说，这位教授非常耐心地听他谈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并给予了深入的指导。教授甚至拿出自己尚未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给小洪，请他阅读并指出文章里存在哪些问题。
这是小洪第一次尝到跟教授个别交流的甜头。逐渐地，他有了信心，开始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上面谈到的三种能力对于培养有创造性、有适应性的学生尤其重要。中国的教育界需要进一步关注并思考：我们的学生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时表现如何？哪些能力的欠缺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成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提高学生所需要的这些能力？在教育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是否为培养全球化的人才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