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自述：诗歌就是我与时代和人民的联系
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我出生于敖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在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6岁。
我最初的记忆——都是与皇村有关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辉煌，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形形色色的小马蹦来跳去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收录进了《皇村颂》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人马座海湾岸边度过的，也正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我们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学习阅读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开始学习法语。
写下第一首诗时，我才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皇室少年生日之诗》)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好多了，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在叶甫帕托里亚生活了整整一年。我在家中自学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时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特别是要学拉丁文，我曾经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当只纯粹地讲授法律时，我便对这些课程失去了兴致。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斯·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纳，在“TavernedePanteon”(先贤祠咖啡馆)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里聚集的都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花样翻新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绘画吞噬了法国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
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英诺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克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总共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
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下来，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别离竟成为永诀。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们从19世纪一下子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觉得，作为初写者一本爱情的诗歌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时间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茨克市有15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户”，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允的。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诗集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轰动的媒体效应。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人
们却没有顾及到这些状况。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业学院的图书馆工作。
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出版，1922年出版了《Anno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论《金鸡》、论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出版，而旧作——停止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9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6月，我返回了列宁格勒。
这个可怕的幽灵令我惊惧异常，它伪装成我的城市的样子，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捷里奥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最初的尝试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信以为真。我求教于左琴科。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他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我的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冬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代、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
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我出生于敖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在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6岁。
我最初的记忆——都是与皇村有关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辉煌，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形形色色的小马蹦来跳去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收录进了《皇村颂》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人马座海湾岸边度过的，也正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我们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学习阅读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开始学习法语。
写下第一首诗时，我才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皇室少年生日之诗》)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好多了，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在叶甫帕托里亚生活了整整一年。我在家中自学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时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特别是要学拉丁文，我曾经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当只纯粹地讲授法律时，我便对这些课程失去了兴致。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斯·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纳，在“TavernedePanteon”(先贤祠咖啡馆)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里聚集的都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花样翻新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绘画吞噬了法国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
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英诺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克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总共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
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下来，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别离竟成为永诀。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们从19世纪一下子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觉得，作为初写者一本爱情的诗歌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时间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茨克市有15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户”，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允的。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诗集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轰动的媒体效应。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人
们却没有顾及到这些状况。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业学院的图书馆工作。
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出版，1922年出版了《Anno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论《金鸡》、论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出版，而旧作——停止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9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6月，我返回了列宁格勒。
这个可怕的幽灵令我惊惧异常，它伪装成我的城市的样子，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捷里奥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最初的尝试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信以为真。我求教于左琴科。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他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我的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冬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代、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