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倒在一条小巷子里，闭着眼，浑身湿透，显然快要活不成了。它挣扎着站起来，接着身体朝一边歪了过去，然后再次倒下。我们观察了它一会儿，惊呆了。我们不能就这么任它死去，于是把它捡起来带回了家。
我们轻轻地将它放在厨房的白色灶台上。经历了外面的苦雨和黑夜之后，明亮安静的厨房感觉像是个手术室。我的未婚夫科林把它放进了一个知更鸟蛋蓝色的蒂芙尼盒子里。我们管它叫蒂芙尼，后来又叫它蒂芙尼先生——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叫它T先生。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卧室以逃避这小生灵劫数难逃的死讯时，科林每隔一个小时就给它喂几滴牛奶和功能饮料。
它是一只巷鼠，刚出生几天。它降生在我们香港住所旁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也许是污秽和疾病的化身。可在我们看来，它却是一条脆弱而充满未知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发现它是个不平凡的家伙。
T先生来到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生活正处在过渡时期。三个月后我们将举行婚礼，而我每周工作七天，熬夜是家常便饭。作为外事记者，我得在世界各地周游不停，即使是买家具这样的事情都像是个不小的承诺。我试图不去想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科林和我计划着有一天要孩子，可我们甚至有几个晚上连吃饭都没空。收留一只想保住小命就要有人不断照顾的半死老鼠，这原本不在我的日程表之内。
所以，第二天早上，当科林和我发现T先生还在奇迹般地呼吸时，我们郑重决定，一旦康复就把它放了。它已经幸存了下来，可它是野生动物，应该像它的同类那样生活。更甭说我们俩都看过了啮齿类动物会携带的一长串致命疾病清单。我不想被传染上，所以对它避之唯恐不及，犹如瘟疫。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周里，随着它力气的恢复，我们禁不住要为T先生每一个小小的重大时刻庆贺不已：一周之后它在科林的掌心里睁开眼来的那一刻；它不再害怕我们家光亮地砖的那一晚；它把自行车当成攀爬梯的那一天。当它爬上踏板和车轮时，黑黑的小虾米眼里闪烁着激动之情。
T先生开始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它偷走信件、钢笔和整块的比萨切片，并拖到沙发底下。后来又自己在沙发里啃出了一条通道。显然它是打算在这儿长期安营扎寨了。可是我们真的能养活这只动物吗？另一方面，T先生重新回到野外的话还能活得了吗？我们给牛津大学一位专门研究鼠类行为的教授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们说，家养的老鼠被放回到森林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像野生老鼠一样活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跟T先生说拜拜，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
除了这个事实：我们抵挡不住它的魅力。它已经开始教我们该如何照看它了。通过将它的餐碟撞翻或者连碰都不碰一下，它清楚地表明：大多数蔬菜是不能吃的——胡萝卜、青豆、青椒——除非蘸了奶油。它吃豌豆，但必须去壳；花椰菜只吃花不吃茎；蓝莓必须切成两半。它的最爱是蘑菇酱、寿司和炒鸡蛋。几滴啤酒总是很受欢迎。我们一天给它准备两顿热餐，而它吃起来有如外科手术般精确，会先把最肥的部分拿下。它太可爱了，让人不忍让它离去。
科林用木头和铁丝网给T先生做了个五层楼的窝，我们用它破坏了的沙发垫子做装饰。T先生执拗地重新设计了它的家，撕碎垫子，把碎片填进铁丝网的缝隙里。它有时会依偎在我的手掌下，从我的拇指和食指间探出鼻子来。要是我想离开，它就会用黏糊糊的粉红色爪子抓住我的手指。
我开始发现香港这个地方除了人类以外还充满着其他生命：在办公楼的角落里盘旋的大灰蛾子，蹲在钟表店外人行道上的鸟儿，在我们公寓楼背后逡巡的野狗。一天下午，在我们发现T先生的同一条巷子里看见了比它更脏的同类之后，我意识到，对于哪些动物社会能接受而哪些又会受到排斥，我们所做的区分十分武断。
随着T先生走进我们的心里，科林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当成了父母。我的丈夫是理性而慷慨的父亲，而我则是婆婆妈妈有些神经质的母亲。科林试图从T先生的角度看世界，当意识到它有多么喜欢保留隐私时，他给T先生的家装了个木头门；当看到T先生下坡滑倒时，他就给添了黏性的砂纸。与此同时，我则太关心T先生的身体健康。它每次打瞌睡，或是没能爬上咖啡桌，我都担心会是什么晚期疾病的前兆。
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着T先生的需要转了——而我喜欢这样。科林和我不再经常晚上外出吃饭，而是待在客厅里，看着T先生郑重其事地把苹果和袜子拖进它的房间，露出骄傲的微笑。有几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等着看夜行动物T先生起床后悄悄地走下楼梯。我们不再一起外出旅行，好留人在家与它做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请人帮忙照看，留下的注意事项手册都快有一英寸那么厚了。在派对上，朋友们谈起孩子的逸事时，我们则会讲T先生的新把戏和它最近的爱好：木质刀具和叉子、上浆的酒店纸巾、三文鱼寿司。我往Facebook里上传了T先生的照片：吃青豆，小爪子沾满西红柿酱，或者睡觉时胡子像绸带一样围在脸上的样子。
而我们一直在与T先生来日不多的事实作斗争。在街上大多数老鼠活不到一周岁。家养的老鼠很多则是在三岁前死去。刚满两岁后不久，T先生一向迅捷的步伐就变成了慢跑，继而变得步履蹒跚，而且白天睡觉的时间更长了。但它决心要继续活下去。当它如我常常担心的那样长了个肿瘤的时候——这肿瘤跟它的脑袋一般大小——我们找来一位显微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T先生当天就飞快地跑过了我们的客厅。当它脊柱出了问题导致后腿瘫痪的时候，它适应着用前爪拖着自己上下坡道。
我们轻轻地将它放在厨房的白色灶台上。经历了外面的苦雨和黑夜之后，明亮安静的厨房感觉像是个手术室。我的未婚夫科林把它放进了一个知更鸟蛋蓝色的蒂芙尼盒子里。我们管它叫蒂芙尼，后来又叫它蒂芙尼先生——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叫它T先生。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卧室以逃避这小生灵劫数难逃的死讯时，科林每隔一个小时就给它喂几滴牛奶和功能饮料。
它是一只巷鼠，刚出生几天。它降生在我们香港住所旁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也许是污秽和疾病的化身。可在我们看来，它却是一条脆弱而充满未知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发现它是个不平凡的家伙。
T先生来到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生活正处在过渡时期。三个月后我们将举行婚礼，而我每周工作七天，熬夜是家常便饭。作为外事记者，我得在世界各地周游不停，即使是买家具这样的事情都像是个不小的承诺。我试图不去想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科林和我计划着有一天要孩子，可我们甚至有几个晚上连吃饭都没空。收留一只想保住小命就要有人不断照顾的半死老鼠，这原本不在我的日程表之内。
所以，第二天早上，当科林和我发现T先生还在奇迹般地呼吸时，我们郑重决定，一旦康复就把它放了。它已经幸存了下来，可它是野生动物，应该像它的同类那样生活。更甭说我们俩都看过了啮齿类动物会携带的一长串致命疾病清单。我不想被传染上，所以对它避之唯恐不及，犹如瘟疫。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周里，随着它力气的恢复，我们禁不住要为T先生每一个小小的重大时刻庆贺不已：一周之后它在科林的掌心里睁开眼来的那一刻；它不再害怕我们家光亮地砖的那一晚；它把自行车当成攀爬梯的那一天。当它爬上踏板和车轮时，黑黑的小虾米眼里闪烁着激动之情。
T先生开始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它偷走信件、钢笔和整块的比萨切片，并拖到沙发底下。后来又自己在沙发里啃出了一条通道。显然它是打算在这儿长期安营扎寨了。可是我们真的能养活这只动物吗？另一方面，T先生重新回到野外的话还能活得了吗？我们给牛津大学一位专门研究鼠类行为的教授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们说，家养的老鼠被放回到森林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像野生老鼠一样活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跟T先生说拜拜，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
除了这个事实：我们抵挡不住它的魅力。它已经开始教我们该如何照看它了。通过将它的餐碟撞翻或者连碰都不碰一下，它清楚地表明：大多数蔬菜是不能吃的——胡萝卜、青豆、青椒——除非蘸了奶油。它吃豌豆，但必须去壳；花椰菜只吃花不吃茎；蓝莓必须切成两半。它的最爱是蘑菇酱、寿司和炒鸡蛋。几滴啤酒总是很受欢迎。我们一天给它准备两顿热餐，而它吃起来有如外科手术般精确，会先把最肥的部分拿下。它太可爱了，让人不忍让它离去。
科林用木头和铁丝网给T先生做了个五层楼的窝，我们用它破坏了的沙发垫子做装饰。T先生执拗地重新设计了它的家，撕碎垫子，把碎片填进铁丝网的缝隙里。它有时会依偎在我的手掌下，从我的拇指和食指间探出鼻子来。要是我想离开，它就会用黏糊糊的粉红色爪子抓住我的手指。
我开始发现香港这个地方除了人类以外还充满着其他生命：在办公楼的角落里盘旋的大灰蛾子，蹲在钟表店外人行道上的鸟儿，在我们公寓楼背后逡巡的野狗。一天下午，在我们发现T先生的同一条巷子里看见了比它更脏的同类之后，我意识到，对于哪些动物社会能接受而哪些又会受到排斥，我们所做的区分十分武断。
随着T先生走进我们的心里，科林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当成了父母。我的丈夫是理性而慷慨的父亲，而我则是婆婆妈妈有些神经质的母亲。科林试图从T先生的角度看世界，当意识到它有多么喜欢保留隐私时，他给T先生的家装了个木头门；当看到T先生下坡滑倒时，他就给添了黏性的砂纸。与此同时，我则太关心T先生的身体健康。它每次打瞌睡，或是没能爬上咖啡桌，我都担心会是什么晚期疾病的前兆。
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着T先生的需要转了——而我喜欢这样。科林和我不再经常晚上外出吃饭，而是待在客厅里，看着T先生郑重其事地把苹果和袜子拖进它的房间，露出骄傲的微笑。有几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等着看夜行动物T先生起床后悄悄地走下楼梯。我们不再一起外出旅行，好留人在家与它做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请人帮忙照看，留下的注意事项手册都快有一英寸那么厚了。在派对上，朋友们谈起孩子的逸事时，我们则会讲T先生的新把戏和它最近的爱好：木质刀具和叉子、上浆的酒店纸巾、三文鱼寿司。我往Facebook里上传了T先生的照片：吃青豆，小爪子沾满西红柿酱，或者睡觉时胡子像绸带一样围在脸上的样子。
而我们一直在与T先生来日不多的事实作斗争。在街上大多数老鼠活不到一周岁。家养的老鼠很多则是在三岁前死去。刚满两岁后不久，T先生一向迅捷的步伐就变成了慢跑，继而变得步履蹒跚，而且白天睡觉的时间更长了。但它决心要继续活下去。当它如我常常担心的那样长了个肿瘤的时候——这肿瘤跟它的脑袋一般大小——我们找来一位显微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T先生当天就飞快地跑过了我们的客厅。当它脊柱出了问题导致后腿瘫痪的时候，它适应着用前爪拖着自己上下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