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芯，绕不过倪光南。
从1985年参与创立联想以来，倪光南与“国产芯片”“国产操作系统”这两个课题苦苦对峙了30年。他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推着石头上山，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这实在是一个悲壮的故事。
1994年，决意发展芯片技术的倪光南与坚持实用的柳传志爆发冲突，由此，“技工贸”与“贸工技”的大讨论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很难评价，这场论战是否存在一个真正正确的答案，但在当时，柳传志的主张无疑更切合联想自身的利益。
▲柳传志和倪光南
这场残酷的内部斗争以柳传志的获胜告终，倪光南被迫离开联想——这家以他的发明命名的公司。
在此之后，倪光南还曾多次参与推动国产芯片、国产办公软件等项目，但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命运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宣告了柳传志的正确。
事实上，正如不少回顾中国芯发展历程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芯项目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对应的生态。有了芯片却没有对应的应用平台，有了计算机成品却又缺乏相应的软件、硬件、软件、操作系统三者彼此掣肘，最终不可收拾。
中国缺乏的不是单一的芯片、软件与操作系统，而誓静止建一整套通用计算平台的能力。而对于通用计算平台而言，依靠“两弹一星”式的科研攻坚与普通民众一时高涨的爱国心是不够的，它需要更多的第三方开发者和持续增加的用户群体，来维持整个生态的运转，这是极为艰难的，特别是当市场上拥有更加廉价易用的替代方案的时候。
ARM、Intel与微软、苹果、谷歌的同盟似乎是一道铁幕，压迫着几乎所有试图在通用计算平台上做出努力的国家与厂商。
然而，铁幕之下并非寸草不生，仍然有一些项目从阴影下探出头来，比如“树莓派”。
树莓派：全球第三畅销的“通用计算机”？
树莓派是一款卡片大小的微型电脑，拥有电脑的所有基本功能。它由英国的慈善组织“树莓派基金会”开发，来自剑桥大学的埃·厄普顿是树莓派项目的带头人。
和“苦大仇深”的“中国芯”“中国操作系统”不同，树莓派并没有刻意去讲一个“我的英国芯”的故事，而是“以提升学校计算机科学及相关学科的教育，让计算机变得有趣为宗旨”，俘获了不少玩家的心。
树莓派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它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差异化的突破口，让这款卡片电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畅销的计算机产品之一。
去年三月，树莓派官方杂志《The MagPi》宣布，自初代树莓派在2012年发布以来，这款廉价的卡片计算机在全球销量已经突破1250万块。树莓派的销量已经超过了Commodore 64，成为仅次于苹果Macintosh和微软Windows PC，全球第三畅销的“通用计算机”——《The MagPi》耍了一个小心机，它显然没有把手机、平板等便携式计算设备算为“通用计算机”。
但不管怎样，这仍然是一个极为亮眼的数字。庞大的用户人群为树莓派带来了丰富的软件生态，我们甚至可以在树莓派上运行安卓与Win10（IoT版本和移植的Windows On ARM，后者可以运行Win32应用）。
树莓派同样是一个硬件领域的杰作。事实上，树莓派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直观地展现学生们的编程成果，因此在电路板上预留了GPIO接口（General-Purpose Input /Output Ports，“通用可编程I/O端口”）。标准化的设计使得树莓派拥有了丰富的模块化配件，可以让使用者自由地拓展树莓派的功能。
受到树莓派热销的影响，国内同样有不少团队开发过类似树莓派的产品，比如Firefly、香蕉派等。除了单纯的山寨版树莓派，不少国内团队的产品在性能与接口上甚至比树莓派还要强大（当然，价格也更高）。
但这些产品往往缺乏开发者生态的支持，因而在卡片电脑领域的影响力有限。但是作为卡片电脑的另一个分支，这些“山寨派”们还是填补了一些开发者的个性化需求。
此外，“山寨派”也给了国产芯片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不少“山寨派”采用的SoC都誓静助产芯片厂商的产品。
不同于其他山寨产品，“山寨派”并没有什么商业道德与知识产权上的困境。树莓派本身就是一个开源项目。树莓派创始人Eben Upton更是在项目之初，就将来自中国的“山寨力量”视为树莓派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树莓派给了“中国芯”与“中国操作系统”什么启示？
树莓派是一个独立的通用计算平台，这比单一的芯片与操作系统来得有价值。芯片可以更换，操作系统可以适配。但如果没有了树莓派这样一个中心项目的存在，再多的芯片与操作系统也失去了意义。
树莓派打造了属于它的独特生态，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芯片与操作系统的研发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树莓派”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发展通用计算平台的一个范例。
在我看来，树莓派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廉价实用。在树莓派推出之初，廉价是这款卡片电脑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35美元的卡片电脑”几乎是“树莓派”的另一个名字。廉价给了消费者尝鲜的动力，有利于促进整个树莓派生态的普及与发展。
实际上，这一点也是中国厂商的强项。比如龙芯就曾推出过售价200元的笔记本电脑，各种山寨版树莓派的售价也低于原版。
当然，仅仅廉价是不够的，树莓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实用。树莓派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准备好了相对完善的操作系统——基于Linux的Raspbian。这个系统给了树莓派一个良好的开局，让消费者拿到树莓派就可以使用，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对这一操作系统进行二次开发。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款好用的系统远比“自主知识产权”却没有软件可用的操作系统来得实际。
第二，差异化。树莓派并非为了挑战Wintel联盟而存在的。相反，它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战场。它既是一台功能完善的台式机，又是一款体积小巧的嵌入式开发板。它可以完成很多传统计算机无法完成的事情。
差异化给了树莓派强大的生命力，避免了与传统PC的直接对抗。这一点应该对中国厂商有所启发。长久以来，我们都将Windows或MacOS作为国产操作系统的假想敌，这显然是不靠谱的。寻觅新的战场，继而实现颠覆，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第三、生态。树莓派对开发者社区的运营方式同样值得关注。树莓派官方杂志与官方网站对来自开发者的创新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这使得树莓派拥有大量的软硬件方案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来自第三方的方案极大地拓展了树莓派的用途。
第三方开发者是一个健全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激励第三方开发者为系统开发软硬件配套设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第四、好玩。“让计算机变得有趣”是树莓派基金会最为重要的宗旨之一。基于树莓派开发的各种游戏机也是最受树莓派爱好者们追捧的创意。而中国的“自主芯片”与“自主操作系统”，往往过于注重办公上的需求，而忽视了消费者在娱乐上的需求。这无疑是反人性的。
游戏可能是帮助中国芯与中国操作系统打开市场的重要助力。“小霸王”系列学习机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长久以来，我们面对中国芯与中国操作系统的态度可能过于严肃了，甚至有些“苦大仇深”。我们不妨把心态放得轻松一点，尊重市场规律与消费者的喜好，开发出一些像树莓派一样“有趣”的产品。这或许会使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通用计算平台应当是面向未来的，相比于一味地追赶，我们更需要探索新的可能性。
文|苗钟毓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浪科技
从1985年参与创立联想以来，倪光南与“国产芯片”“国产操作系统”这两个课题苦苦对峙了30年。他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推着石头上山，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这实在是一个悲壮的故事。
1994年，决意发展芯片技术的倪光南与坚持实用的柳传志爆发冲突，由此，“技工贸”与“贸工技”的大讨论在中国拉开了序幕。很难评价，这场论战是否存在一个真正正确的答案，但在当时，柳传志的主张无疑更切合联想自身的利益。
▲柳传志和倪光南
这场残酷的内部斗争以柳传志的获胜告终，倪光南被迫离开联想——这家以他的发明命名的公司。
在此之后，倪光南还曾多次参与推动国产芯片、国产办公软件等项目，但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命运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宣告了柳传志的正确。
事实上，正如不少回顾中国芯发展历程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芯项目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对应的生态。有了芯片却没有对应的应用平台，有了计算机成品却又缺乏相应的软件、硬件、软件、操作系统三者彼此掣肘，最终不可收拾。
中国缺乏的不是单一的芯片、软件与操作系统，而誓静止建一整套通用计算平台的能力。而对于通用计算平台而言，依靠“两弹一星”式的科研攻坚与普通民众一时高涨的爱国心是不够的，它需要更多的第三方开发者和持续增加的用户群体，来维持整个生态的运转，这是极为艰难的，特别是当市场上拥有更加廉价易用的替代方案的时候。
ARM、Intel与微软、苹果、谷歌的同盟似乎是一道铁幕，压迫着几乎所有试图在通用计算平台上做出努力的国家与厂商。
然而，铁幕之下并非寸草不生，仍然有一些项目从阴影下探出头来，比如“树莓派”。
树莓派：全球第三畅销的“通用计算机”？
树莓派是一款卡片大小的微型电脑，拥有电脑的所有基本功能。它由英国的慈善组织“树莓派基金会”开发，来自剑桥大学的埃·厄普顿是树莓派项目的带头人。
和“苦大仇深”的“中国芯”“中国操作系统”不同，树莓派并没有刻意去讲一个“我的英国芯”的故事，而是“以提升学校计算机科学及相关学科的教育，让计算机变得有趣为宗旨”，俘获了不少玩家的心。
树莓派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它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差异化的突破口，让这款卡片电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畅销的计算机产品之一。
去年三月，树莓派官方杂志《The MagPi》宣布，自初代树莓派在2012年发布以来，这款廉价的卡片计算机在全球销量已经突破1250万块。树莓派的销量已经超过了Commodore 64，成为仅次于苹果Macintosh和微软Windows PC，全球第三畅销的“通用计算机”——《The MagPi》耍了一个小心机，它显然没有把手机、平板等便携式计算设备算为“通用计算机”。
但不管怎样，这仍然是一个极为亮眼的数字。庞大的用户人群为树莓派带来了丰富的软件生态，我们甚至可以在树莓派上运行安卓与Win10（IoT版本和移植的Windows On ARM，后者可以运行Win32应用）。
树莓派同样是一个硬件领域的杰作。事实上，树莓派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直观地展现学生们的编程成果，因此在电路板上预留了GPIO接口（General-Purpose Input /Output Ports，“通用可编程I/O端口”）。标准化的设计使得树莓派拥有了丰富的模块化配件，可以让使用者自由地拓展树莓派的功能。
受到树莓派热销的影响，国内同样有不少团队开发过类似树莓派的产品，比如Firefly、香蕉派等。除了单纯的山寨版树莓派，不少国内团队的产品在性能与接口上甚至比树莓派还要强大（当然，价格也更高）。
但这些产品往往缺乏开发者生态的支持，因而在卡片电脑领域的影响力有限。但是作为卡片电脑的另一个分支，这些“山寨派”们还是填补了一些开发者的个性化需求。
此外，“山寨派”也给了国产芯片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不少“山寨派”采用的SoC都誓静助产芯片厂商的产品。
不同于其他山寨产品，“山寨派”并没有什么商业道德与知识产权上的困境。树莓派本身就是一个开源项目。树莓派创始人Eben Upton更是在项目之初，就将来自中国的“山寨力量”视为树莓派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树莓派给了“中国芯”与“中国操作系统”什么启示？
树莓派是一个独立的通用计算平台，这比单一的芯片与操作系统来得有价值。芯片可以更换，操作系统可以适配。但如果没有了树莓派这样一个中心项目的存在，再多的芯片与操作系统也失去了意义。
树莓派打造了属于它的独特生态，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芯片与操作系统的研发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树莓派”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发展通用计算平台的一个范例。
在我看来，树莓派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廉价实用。在树莓派推出之初，廉价是这款卡片电脑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35美元的卡片电脑”几乎是“树莓派”的另一个名字。廉价给了消费者尝鲜的动力，有利于促进整个树莓派生态的普及与发展。
实际上，这一点也是中国厂商的强项。比如龙芯就曾推出过售价200元的笔记本电脑，各种山寨版树莓派的售价也低于原版。
当然，仅仅廉价是不够的，树莓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实用。树莓派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准备好了相对完善的操作系统——基于Linux的Raspbian。这个系统给了树莓派一个良好的开局，让消费者拿到树莓派就可以使用，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对这一操作系统进行二次开发。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款好用的系统远比“自主知识产权”却没有软件可用的操作系统来得实际。
第二，差异化。树莓派并非为了挑战Wintel联盟而存在的。相反，它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战场。它既是一台功能完善的台式机，又是一款体积小巧的嵌入式开发板。它可以完成很多传统计算机无法完成的事情。
差异化给了树莓派强大的生命力，避免了与传统PC的直接对抗。这一点应该对中国厂商有所启发。长久以来，我们都将Windows或MacOS作为国产操作系统的假想敌，这显然是不靠谱的。寻觅新的战场，继而实现颠覆，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第三、生态。树莓派对开发者社区的运营方式同样值得关注。树莓派官方杂志与官方网站对来自开发者的创新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这使得树莓派拥有大量的软硬件方案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来自第三方的方案极大地拓展了树莓派的用途。
第三方开发者是一个健全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激励第三方开发者为系统开发软硬件配套设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第四、好玩。“让计算机变得有趣”是树莓派基金会最为重要的宗旨之一。基于树莓派开发的各种游戏机也是最受树莓派爱好者们追捧的创意。而中国的“自主芯片”与“自主操作系统”，往往过于注重办公上的需求，而忽视了消费者在娱乐上的需求。这无疑是反人性的。
游戏可能是帮助中国芯与中国操作系统打开市场的重要助力。“小霸王”系列学习机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长久以来，我们面对中国芯与中国操作系统的态度可能过于严肃了，甚至有些“苦大仇深”。我们不妨把心态放得轻松一点，尊重市场规律与消费者的喜好，开发出一些像树莓派一样“有趣”的产品。这或许会使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通用计算平台应当是面向未来的，相比于一味地追赶，我们更需要探索新的可能性。
文|苗钟毓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浪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