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朗气清，风和日暖。
春天一天天地朝着夏天走去的时候，好比一个人从孩童走向了青年——他变得强健，变得深邃，变得高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而所有的青春，都曾经是无比闪亮的日子吧?
在又一个青年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致敬青春，并致无尽岁月……
提及青年，人们通常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朝气蓬勃，想到“八九点钟的太阳”，想到未来与希望。但如今，在现实的语境中，写下青年二字时，我的心情却多少有些沉重。
这种沉重来源于一种代际的划分与强调。当新闻报道某“80后”大学生家境贫寒，却在学校紧追时尚，父亲在老家卖血汇钱给他，导致不少人提到“80后”，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类似的负面新闻;当新闻报道某“90后”女大学生“裸贷”，因未能按期还款，裸照被曝于网络，或报道某“00后”女大学生竟已从事色情服务，几个类似的报道交替出现、持续发酵，且在新闻标题上突出代际，以致不少人听到女大学生这个词，就会联想起上述极端事例。
我以为，代际划分是荒谬的，以偏概全的框定是可笑的，以个体的另类表现来定位人群的整体特征是可怕的，也注定是无效的。
实践中，我们在“尊老”方面做得远比“爱幼”好。长辈乃至社会，缺乏对青年(包括青少年)的认知、理解与尊重，即便事业有成的青年往往也会被当做“小豆包”，或被冠以“昙花一现”“经不起推敲”的标签。
我们可以看看民国时代，1890年代、1900年代出生的大师，他们当时并没被呼作“90后”“00后”。28岁的胡适办《每周评论》，29岁的梁启超办《新民丛报》，29岁的徐志摩主编《诗镌》……没人因为主办者年纪轻轻而不给他们投稿，更没人将他们从报社、杂志社赶出来。26岁的刘半农任北京大学教授，27岁的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27岁的朱自清任清华大学教授，31岁的李四光任北京大学教授，31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没人因为他们的年龄而对他们不敬，更没有学术评价机构用工作年限和论文去评判他们。
文学也是如此，撇除古代的神童、青年才俊，现代作家当中也不乏“出名趁早”者。文学评论家雷达曾在《“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一文中开门见山，“当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张书桌前完成了《雷雨》时，他并没有因为作品所写超出了他的年龄和经验而有所不安，他以雷雨般的激情和自信直面社会、家族和伦理的黑暗，创造了繁漪、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等不朽的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当23岁的张爱玲写出《金锁记》时，她文笔的苍凉显然也与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创作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中篇小说;23岁的粮食管理员肖洛霍夫写出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命运，塑造了极为复杂的葛里高里和阿克西里娅。”
白岩松常以《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为题给青年作讲座，他常说，“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和奋斗，都要经历判断和抉择。”现实确实如此，无论是长者，是青年，还是孩童，都有过(正拥有、未来遇见)青春，也终将追忆自己的青春。
诗人拜伦有言，“青年人满身都是精力，正如春天的河水那样丰富。”在满身都是精力的时候，踏实走好自己的路;暮年时，在炉火旁，静静地追忆似水年华，追忆青春，没有半丝悔意，心里舒缓、满足而甜美。或许多数人都期待这般诗意的结局。
春天一天天地朝着夏天走去的时候，好比一个人从孩童走向了青年——他变得强健，变得深邃，变得高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而所有的青春，都曾经是无比闪亮的日子吧?
在又一个青年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致敬青春，并致无尽岁月……
提及青年，人们通常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朝气蓬勃，想到“八九点钟的太阳”，想到未来与希望。但如今，在现实的语境中，写下青年二字时，我的心情却多少有些沉重。
这种沉重来源于一种代际的划分与强调。当新闻报道某“80后”大学生家境贫寒，却在学校紧追时尚，父亲在老家卖血汇钱给他，导致不少人提到“80后”，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类似的负面新闻;当新闻报道某“90后”女大学生“裸贷”，因未能按期还款，裸照被曝于网络，或报道某“00后”女大学生竟已从事色情服务，几个类似的报道交替出现、持续发酵，且在新闻标题上突出代际，以致不少人听到女大学生这个词，就会联想起上述极端事例。
我以为，代际划分是荒谬的，以偏概全的框定是可笑的，以个体的另类表现来定位人群的整体特征是可怕的，也注定是无效的。
实践中，我们在“尊老”方面做得远比“爱幼”好。长辈乃至社会，缺乏对青年(包括青少年)的认知、理解与尊重，即便事业有成的青年往往也会被当做“小豆包”，或被冠以“昙花一现”“经不起推敲”的标签。
我们可以看看民国时代，1890年代、1900年代出生的大师，他们当时并没被呼作“90后”“00后”。28岁的胡适办《每周评论》，29岁的梁启超办《新民丛报》，29岁的徐志摩主编《诗镌》……没人因为主办者年纪轻轻而不给他们投稿，更没人将他们从报社、杂志社赶出来。26岁的刘半农任北京大学教授，27岁的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27岁的朱自清任清华大学教授，31岁的李四光任北京大学教授，31岁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没人因为他们的年龄而对他们不敬，更没有学术评价机构用工作年限和论文去评判他们。
文学也是如此，撇除古代的神童、青年才俊，现代作家当中也不乏“出名趁早”者。文学评论家雷达曾在《“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一文中开门见山，“当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张书桌前完成了《雷雨》时，他并没有因为作品所写超出了他的年龄和经验而有所不安，他以雷雨般的激情和自信直面社会、家族和伦理的黑暗，创造了繁漪、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等不朽的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当23岁的张爱玲写出《金锁记》时，她文笔的苍凉显然也与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创作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中篇小说;23岁的粮食管理员肖洛霍夫写出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命运，塑造了极为复杂的葛里高里和阿克西里娅。”
白岩松常以《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为题给青年作讲座，他常说，“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和奋斗，都要经历判断和抉择。”现实确实如此，无论是长者，是青年，还是孩童，都有过(正拥有、未来遇见)青春，也终将追忆自己的青春。
诗人拜伦有言，“青年人满身都是精力，正如春天的河水那样丰富。”在满身都是精力的时候，踏实走好自己的路;暮年时，在炉火旁，静静地追忆似水年华，追忆青春，没有半丝悔意，心里舒缓、满足而甜美。或许多数人都期待这般诗意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