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雅莉 编辑/郑道森
面前的文牧野穿着黑色T恤，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有点疲惫。“我那个时候已经快麻木了。我在剪辑房看了不止1000遍了，带着剪辑师剪了8个月，能有什么感觉？”当被问及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药神》成片的感受时，文牧野脱口而出。
耗时三年的作品第一次展现在大众面前，文牧野比想象中看起来更平静，尽管这是他第一部长片作品，尽管他身上还背负着监制宁浩和徐峥的期待。“我对票房其实没多大预期，一开始我就跟宁导和徐老师说过，我会尽量做到不让你们失望，不让投资人失望。”
投资一亿多的《我不是药神》当然不会赔钱。豆瓣评分9.0，三天票房破九亿，业内预测票房将超40亿……上一部引起这般全民讨论的电影，还是《战狼2》。
中国社会的细节
破败的街道，昏暗的保健品店，创可贴般的小广告，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影片一开场就构建了一个脏乱差的现实世界。《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印度神油店的老板，在慢粒白血病人吕受益的鼓动下成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从此，失意的中年男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能给病人提供低价药的大英雄。
影片中有场重要的散伙戏，程勇和吃仿制药的病人吕受益、黄毛等人一起吃火锅。烟雾缭绕中，程勇宣布了自己不再卖仿制药的决定，现实中，文牧野和宁浩则是靠一顿火锅开始了这部电影的合作。
宁浩本来是想自己拍这个故事的。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药神》的剧本时，他本以为又是一个催眠的故事，没想到一口气就看完了。半年后，他在做“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时认识了文牧野，就把这个故事交给了他，“他拍的东西都有很多细节。而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只有用准确的细节才能真正触动人，让人觉得有真实感。”
2008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文牧野成了一名北漂。和当年尚未因《疯狂的石头》成名的宁浩一样，他也要靠拍广告赚钱。三年后，他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
读研二时，文牧野拍了一部讲述老年人生活的短片《金兰桂芹》，这部短片的灵感源于他有次在大连玩时偶遇的两位老人。当时两名老太太拉住他，不好意思地问他有线电视大厅在哪儿，两人相互推让，磕磕巴巴的对话引起了他对这个群体的注意。回去后，文牧野结合自己对姥姥的观察，拍出了反映空巢老人生活的《金兰桂芹》。
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文牧野告诉河豚君，除了主角程勇，片中吕受益的经历也取材于现实。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个病人，在妻子怀孕五个月时查出患病，天天想死，直到他看到孩子落地。“当时他就抓着孩子的手哭了，说我绝对不能死。”文牧野说。
正如宁浩所言，文牧野拍戏靠的是对现实细腻的观察。《我不是药神》里埋了很多细节，有些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比如医院门口的号贩子；有些是为了营造氛围，比如屠宰场的猪肉上停留的苍蝇；有些是为了体现人物性格，比如发迹后的程勇看的书《做人的资本》。
有些地方，你以为是闲笔，其实也别有深意。比如曹斌给警察局长汇报案情的那场戏，局长掏出烟灰缸提醒曹斌“不要把烟灰洒出来了”。一个苛刻严厉、眼里揉不下沙子的警官形象顿时鲜活起来。
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谁家还没个病人？”《我不是药神》能引爆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击中了社会情绪。对死亡的恐惧，对医疗体系的怀疑，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但在采访中，河豚君发现，比起探讨社会议题，主创更在意的其实是对人物的塑造。
“你如果只是想传达一个意义的话，观众是听不进去的。必须要把这个故事打磨地非常好看，观众才会敞开心门去听你讲这个道理。”文牧野说。在创作时，他和宁浩其实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因为在选取这个题材之时，社会意义就已经存在了。
塑造人物和深挖社会议题其实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创作上，还是会有打架的时刻。《我不是药神》的结尾，程勇被抓，受惠于他的病人们站在路边，上演了一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戏码。故事最终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赎，而非对医疗体制的反思和批判。
这种浪漫主义的笔调看似和现实主义气质相悖，但文牧野却并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所谓的‘主义’永远都是电影出来以后，别人给它贴的标签。我作为导演，不管用什么手法，都只想拍真实、好看、能打动人的故事。”
《辛德勒名单》《聚焦》《死亡诗社》……文牧野一口气说了好几部有类似情节的电影。“《聚焦》你看过吧，《聚焦》最后一场戏是电话响起，所有人都开始接电话，又来了一起虐童事件，电影结束。辛德勒不用说了，一辆车走，所有犹太人都在那站着……还有一个叫《死亡诗社》，你看过吗？”文牧野越说越激动，边说边打起了手势。
在《我不是药神》中饰演思慧的演员谭卓说过，文牧野对电影里所有情节都有着准确的记忆。其实，不止《我不是药神》，他对很多电影的情节都如数家珍。这或许源于他对类型片的深入研究。
“总之，类型化的电影在最后一定会有这么一笔。这一笔要是不给，这个电影就塌了。”在抛出一连串影史经典作品之后，文牧野总结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类型化的作者电影导演。“我基本上是处于类型化稍微多一点，作者化稍微少一点的那个位置。”文牧野打开双臂，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把一只手挪到靠近“类型化”的那一端，“我把自己定位在这儿。”
确实，电影中处处可见类型化的痕迹。谈起和宁浩的合作，文牧野觉得和他在创作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只有一个地方让他印象深刻。最开始时，剧本里的程勇和现实中的原型陆勇一样，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文牧野想把他改成一个健康的人。宁浩对这个提议是犹豫的，他认为陆勇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就是个病人。
文牧野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是病人，他的动机就是自救和挣钱，最后再救人，这个人物弧光非常小。”文牧野又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如果辛德勒是犹太人，他救犹太人不是应该的吗？只有辛德勒是纳粹，他救犹太人，这个人物的变化才足够漂亮。”聊过后，宁浩想了想，承认他是对的。类型化的人物总是相似的，但人们总会被这些相似的人物所打动。
谁是反派？
谁是反派？走出电影院，大概很多观众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影片中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但对比代表弱势群体的程勇一方，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卖着高价药，贪婪又无情。但药企真的是坏人吗？
“一个电影里总会有一个‘反派’出口。你得有一个让观众喜欢的人，也得有一个让观众不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他坏。”面对部分来自医药界的质疑和不满，文牧野如此回答。他承认这样设计确实有商业层面的考虑，但同时也强调，真正好的电影应该做到没有人错。医药代表其实并不是反派，而是因为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写了两年半。其中一稿剧本，文牧野把反派设置成了黑社会，宁浩非常怀疑。他就像一面镜子，负责给文牧野提问题，“你真的觉得你头发梳好了吗？你真的觉得你的鞋不需要换换颜色吗？”具体到反派的设计，宁浩一直在追问文牧野，“如果反派是黑社会，这就变成打黑的故事了，这事好像不是那么个指向。它最后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还是一个具体的事物？”
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纠结到最后，结局是重写。“其实当时已经准备往下一步推动了。我说还是先停一下，先把这件事搞清楚。”在宁浩的提议下，这稿剧本终究还是没能拍出来。当时文牧野已经写了一年多时间的剧本，非常疲惫。宁浩鼓励他，你有可能创造一个伟大的故事，不要放弃。
最终，那顶模模糊糊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头上。准确地说，是把医药代表设置成了主角的对立面。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中国向来有人命关天的说法，任何事情在生死面前都可等闲视之。“我们很尊重知识产权。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在知识产权与人命之间抉择，我可以放弃知识产权。只有打这个点，整个故事才有一种力量，这不仅仅是为了具体层面的戏剧冲突。”宁浩说。在他看来，现在的故事里并没有反派，警察、法官、医药代表……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除了医药代表，影片中另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张长林，也是宁浩建议文牧野把他翻转成“好人”的。张长林前期为了利益，甚至威胁过程勇要告发他，但后期随着境遇的改变，他在审讯室最终没有供出程勇，而是留下了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狂笑。
文牧野和宁浩在反派设置问题上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个人气质的不同。正如宁浩所言，文牧野是个有着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认为电影创作者在叙事时，必须要稍微偏向某一立场，“不可能完全中立，完全中立就没有情感代入了，你过分冷静了。”
而宁浩则更旁观，更荒诞一点，“我拍的电影都比较冷，都是把观众放边上，远远地看着这俩人，这仨人，这一堆人。不同的导演最终一定会拍出不同的玩意儿。”
宁浩无意把自己对荒诞现实的旁观心态注入《我不是药神》中。他反而认为，正是文牧野那种贴近人物、富有感情的写法才会让这个故事更有力量。“宁导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要求你变成他的艺术风格。”文牧野说。在创作过程中，他会定期和宁浩开会，每次他和宁浩交流新的进展时，宁浩的反应都是“挺好的”，要么就是“还差几度”。
“比如说我现在要往45度走，他会说你这其实是42度。而不会说，你为什么会42度，这事回去自己想去。镜子，就是能照出来你现在的美丑，但是无法给你整容，也不会逼你化妆。”文牧野说。
电影是建筑学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不是药神》有AB两面，以那场重要的火锅散伙戏为转折点，前半段黑色幽默，后半段催人泪下。和用心刻画人物性格一样，影片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笑点和泪点，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我觉得电影不只是文学，也是建筑学，非常需要理性的平衡。怎么吸引观众在电影院看两个小时？就是把每个笑点和泪点都打好位置，再反复去验证。”文牧野说。《我不是药神》在散伙戏之前大概有四五十分钟，文牧野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得2~3分钟安排一个小笑点，5分钟安排一个大笑点，穿插进行，就像一条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样。“具体埋了多少个笑点我忘了，你可以算。”文牧野随手选取了电影里几个笑点，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大量笑点来源于前期的剧本围读会。文牧野找了很多喜剧演员坐在一起讨论笑点。他们会对每个笑点打分。如果给到了满分10分，就说明这个笑点太腻了，得谨慎使用。“毕竟还是一个相对严肃的题材，不能让观众觉得是搞笑，而是要让他们觉得是幽默。”文牧野认真地区分起搞笑和幽默，“搞笑是演员自带的，幽默很多时候是靠情节的反差带来的。”如果一个笑点太腻了，他们会想办法把它削弱，甚至删掉。
有些参与剧本围读的喜剧演员也在《我不是药神》中贡献了表演。比如跳钢管舞的酒吧经理，只说了一句“车挡道了，开走开走”的保安，还有影片开头演程勇前妻律师的小角色。这些并不算出名的喜剧演员，一点点描摹出这部电影黑色幽默的底色。
大笑过后，便是沉重，甚至虚无。影片后期的泪点，很多都能在前期的笑点里找到对应。比如刚登场时戴着三层口罩，说着“吃个橘子吧”的吕受益。当他后期生命垂危卧床不起时，“吃个橘子吧”就成了泪点。“你想让观众认真为这些角色痛心，那只能先让观众爱上他们。”文牧野说。
密集的笑点让观众暂时忘却了他们的病人身份，前期的欢笑不过是悲伤结局的序曲。《我不是药神》就像一幢设计精细的建筑，每个情绪点都经过周密排列，影院里有多少人笑，多少人哭，笑了几次，哭了几次，每次的情绪浓度如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经过如此精确计算的《我不是药神》，最终却并没有安排一个惊天动地的结局。在剧情急转直下即将变成悲剧的时候，镜头一晃，程勇被封神，获得了“万民景仰”。镜头再一晃，三年过去，程勇出狱，“正版药进医保了”。前期被人视若珍宝的仿制药，转瞬就成了没人买的“那玩意儿”。
一些观众认为这是为了过审，文牧野很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我们国家会变好呢？怎么就不能好了呢？”这位看《请回答1988》时能从第一集哭到第20集的导演，努力想在电影中传递希望，“2002年中国慢粒白血病是30%的存活率，我上字幕的时候是85%，现在已经是95%了，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吗？”
归根结底，这依然是个浪漫主义的人物传记。尽管现在的大众讨论早已超越电影本身，大量集中在医药体系层面，但它本质上依然是个平民英雄的故事。
河豚君曾问过宁浩导演，如果您来拍这个故事，结局会是怎样？宁浩说，“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存在着特别多正向的、温暖的东西。所以无论交给谁拍，我觉得它都会是一个有正常价值体现的故事。”
面前的文牧野穿着黑色T恤，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有点疲惫。“我那个时候已经快麻木了。我在剪辑房看了不止1000遍了，带着剪辑师剪了8个月，能有什么感觉？”当被问及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药神》成片的感受时，文牧野脱口而出。
耗时三年的作品第一次展现在大众面前，文牧野比想象中看起来更平静，尽管这是他第一部长片作品，尽管他身上还背负着监制宁浩和徐峥的期待。“我对票房其实没多大预期，一开始我就跟宁导和徐老师说过，我会尽量做到不让你们失望，不让投资人失望。”
投资一亿多的《我不是药神》当然不会赔钱。豆瓣评分9.0，三天票房破九亿，业内预测票房将超40亿……上一部引起这般全民讨论的电影，还是《战狼2》。
中国社会的细节
破败的街道，昏暗的保健品店，创可贴般的小广告，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影片一开场就构建了一个脏乱差的现实世界。《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印度神油店的老板，在慢粒白血病人吕受益的鼓动下成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从此，失意的中年男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能给病人提供低价药的大英雄。
影片中有场重要的散伙戏，程勇和吃仿制药的病人吕受益、黄毛等人一起吃火锅。烟雾缭绕中，程勇宣布了自己不再卖仿制药的决定，现实中，文牧野和宁浩则是靠一顿火锅开始了这部电影的合作。
宁浩本来是想自己拍这个故事的。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药神》的剧本时，他本以为又是一个催眠的故事，没想到一口气就看完了。半年后，他在做“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时认识了文牧野，就把这个故事交给了他，“他拍的东西都有很多细节。而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只有用准确的细节才能真正触动人，让人觉得有真实感。”
2008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文牧野成了一名北漂。和当年尚未因《疯狂的石头》成名的宁浩一样，他也要靠拍广告赚钱。三年后，他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
读研二时，文牧野拍了一部讲述老年人生活的短片《金兰桂芹》，这部短片的灵感源于他有次在大连玩时偶遇的两位老人。当时两名老太太拉住他，不好意思地问他有线电视大厅在哪儿，两人相互推让，磕磕巴巴的对话引起了他对这个群体的注意。回去后，文牧野结合自己对姥姥的观察，拍出了反映空巢老人生活的《金兰桂芹》。
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文牧野告诉河豚君，除了主角程勇，片中吕受益的经历也取材于现实。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个病人，在妻子怀孕五个月时查出患病，天天想死，直到他看到孩子落地。“当时他就抓着孩子的手哭了，说我绝对不能死。”文牧野说。
正如宁浩所言，文牧野拍戏靠的是对现实细腻的观察。《我不是药神》里埋了很多细节，有些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比如医院门口的号贩子；有些是为了营造氛围，比如屠宰场的猪肉上停留的苍蝇；有些是为了体现人物性格，比如发迹后的程勇看的书《做人的资本》。
有些地方，你以为是闲笔，其实也别有深意。比如曹斌给警察局长汇报案情的那场戏，局长掏出烟灰缸提醒曹斌“不要把烟灰洒出来了”。一个苛刻严厉、眼里揉不下沙子的警官形象顿时鲜活起来。
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谁家还没个病人？”《我不是药神》能引爆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击中了社会情绪。对死亡的恐惧，对医疗体系的怀疑，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但在采访中，河豚君发现，比起探讨社会议题，主创更在意的其实是对人物的塑造。
“你如果只是想传达一个意义的话，观众是听不进去的。必须要把这个故事打磨地非常好看，观众才会敞开心门去听你讲这个道理。”文牧野说。在创作时，他和宁浩其实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因为在选取这个题材之时，社会意义就已经存在了。
塑造人物和深挖社会议题其实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创作上，还是会有打架的时刻。《我不是药神》的结尾，程勇被抓，受惠于他的病人们站在路边，上演了一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戏码。故事最终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赎，而非对医疗体制的反思和批判。
这种浪漫主义的笔调看似和现实主义气质相悖，但文牧野却并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所谓的‘主义’永远都是电影出来以后，别人给它贴的标签。我作为导演，不管用什么手法，都只想拍真实、好看、能打动人的故事。”
《辛德勒名单》《聚焦》《死亡诗社》……文牧野一口气说了好几部有类似情节的电影。“《聚焦》你看过吧，《聚焦》最后一场戏是电话响起，所有人都开始接电话，又来了一起虐童事件，电影结束。辛德勒不用说了，一辆车走，所有犹太人都在那站着……还有一个叫《死亡诗社》，你看过吗？”文牧野越说越激动，边说边打起了手势。
在《我不是药神》中饰演思慧的演员谭卓说过，文牧野对电影里所有情节都有着准确的记忆。其实，不止《我不是药神》，他对很多电影的情节都如数家珍。这或许源于他对类型片的深入研究。
“总之，类型化的电影在最后一定会有这么一笔。这一笔要是不给，这个电影就塌了。”在抛出一连串影史经典作品之后，文牧野总结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类型化的作者电影导演。“我基本上是处于类型化稍微多一点，作者化稍微少一点的那个位置。”文牧野打开双臂，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把一只手挪到靠近“类型化”的那一端，“我把自己定位在这儿。”
确实，电影中处处可见类型化的痕迹。谈起和宁浩的合作，文牧野觉得和他在创作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只有一个地方让他印象深刻。最开始时，剧本里的程勇和现实中的原型陆勇一样，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文牧野想把他改成一个健康的人。宁浩对这个提议是犹豫的，他认为陆勇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就是个病人。
文牧野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是病人，他的动机就是自救和挣钱，最后再救人，这个人物弧光非常小。”文牧野又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如果辛德勒是犹太人，他救犹太人不是应该的吗？只有辛德勒是纳粹，他救犹太人，这个人物的变化才足够漂亮。”聊过后，宁浩想了想，承认他是对的。类型化的人物总是相似的，但人们总会被这些相似的人物所打动。
谁是反派？
谁是反派？走出电影院，大概很多观众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影片中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但对比代表弱势群体的程勇一方，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卖着高价药，贪婪又无情。但药企真的是坏人吗？
“一个电影里总会有一个‘反派’出口。你得有一个让观众喜欢的人，也得有一个让观众不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他坏。”面对部分来自医药界的质疑和不满，文牧野如此回答。他承认这样设计确实有商业层面的考虑，但同时也强调，真正好的电影应该做到没有人错。医药代表其实并不是反派，而是因为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写了两年半。其中一稿剧本，文牧野把反派设置成了黑社会，宁浩非常怀疑。他就像一面镜子，负责给文牧野提问题，“你真的觉得你头发梳好了吗？你真的觉得你的鞋不需要换换颜色吗？”具体到反派的设计，宁浩一直在追问文牧野，“如果反派是黑社会，这就变成打黑的故事了，这事好像不是那么个指向。它最后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还是一个具体的事物？”
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纠结到最后，结局是重写。“其实当时已经准备往下一步推动了。我说还是先停一下，先把这件事搞清楚。”在宁浩的提议下，这稿剧本终究还是没能拍出来。当时文牧野已经写了一年多时间的剧本，非常疲惫。宁浩鼓励他，你有可能创造一个伟大的故事，不要放弃。
最终，那顶模模糊糊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头上。准确地说，是把医药代表设置成了主角的对立面。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中国向来有人命关天的说法，任何事情在生死面前都可等闲视之。“我们很尊重知识产权。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在知识产权与人命之间抉择，我可以放弃知识产权。只有打这个点，整个故事才有一种力量，这不仅仅是为了具体层面的戏剧冲突。”宁浩说。在他看来，现在的故事里并没有反派，警察、法官、医药代表……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除了医药代表，影片中另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张长林，也是宁浩建议文牧野把他翻转成“好人”的。张长林前期为了利益，甚至威胁过程勇要告发他，但后期随着境遇的改变，他在审讯室最终没有供出程勇，而是留下了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狂笑。
文牧野和宁浩在反派设置问题上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个人气质的不同。正如宁浩所言，文牧野是个有着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认为电影创作者在叙事时，必须要稍微偏向某一立场，“不可能完全中立，完全中立就没有情感代入了，你过分冷静了。”
而宁浩则更旁观，更荒诞一点，“我拍的电影都比较冷，都是把观众放边上，远远地看着这俩人，这仨人，这一堆人。不同的导演最终一定会拍出不同的玩意儿。”
宁浩无意把自己对荒诞现实的旁观心态注入《我不是药神》中。他反而认为，正是文牧野那种贴近人物、富有感情的写法才会让这个故事更有力量。“宁导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要求你变成他的艺术风格。”文牧野说。在创作过程中，他会定期和宁浩开会，每次他和宁浩交流新的进展时，宁浩的反应都是“挺好的”，要么就是“还差几度”。
“比如说我现在要往45度走，他会说你这其实是42度。而不会说，你为什么会42度，这事回去自己想去。镜子，就是能照出来你现在的美丑，但是无法给你整容，也不会逼你化妆。”文牧野说。
电影是建筑学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不是药神》有AB两面，以那场重要的火锅散伙戏为转折点，前半段黑色幽默，后半段催人泪下。和用心刻画人物性格一样，影片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笑点和泪点，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我觉得电影不只是文学，也是建筑学，非常需要理性的平衡。怎么吸引观众在电影院看两个小时？就是把每个笑点和泪点都打好位置，再反复去验证。”文牧野说。《我不是药神》在散伙戏之前大概有四五十分钟，文牧野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得2~3分钟安排一个小笑点，5分钟安排一个大笑点，穿插进行，就像一条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样。“具体埋了多少个笑点我忘了，你可以算。”文牧野随手选取了电影里几个笑点，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大量笑点来源于前期的剧本围读会。文牧野找了很多喜剧演员坐在一起讨论笑点。他们会对每个笑点打分。如果给到了满分10分，就说明这个笑点太腻了，得谨慎使用。“毕竟还是一个相对严肃的题材，不能让观众觉得是搞笑，而是要让他们觉得是幽默。”文牧野认真地区分起搞笑和幽默，“搞笑是演员自带的，幽默很多时候是靠情节的反差带来的。”如果一个笑点太腻了，他们会想办法把它削弱，甚至删掉。
有些参与剧本围读的喜剧演员也在《我不是药神》中贡献了表演。比如跳钢管舞的酒吧经理，只说了一句“车挡道了，开走开走”的保安，还有影片开头演程勇前妻律师的小角色。这些并不算出名的喜剧演员，一点点描摹出这部电影黑色幽默的底色。
大笑过后，便是沉重，甚至虚无。影片后期的泪点，很多都能在前期的笑点里找到对应。比如刚登场时戴着三层口罩，说着“吃个橘子吧”的吕受益。当他后期生命垂危卧床不起时，“吃个橘子吧”就成了泪点。“你想让观众认真为这些角色痛心，那只能先让观众爱上他们。”文牧野说。
密集的笑点让观众暂时忘却了他们的病人身份，前期的欢笑不过是悲伤结局的序曲。《我不是药神》就像一幢设计精细的建筑，每个情绪点都经过周密排列，影院里有多少人笑，多少人哭，笑了几次，哭了几次，每次的情绪浓度如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经过如此精确计算的《我不是药神》，最终却并没有安排一个惊天动地的结局。在剧情急转直下即将变成悲剧的时候，镜头一晃，程勇被封神，获得了“万民景仰”。镜头再一晃，三年过去，程勇出狱，“正版药进医保了”。前期被人视若珍宝的仿制药，转瞬就成了没人买的“那玩意儿”。
一些观众认为这是为了过审，文牧野很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我们国家会变好呢？怎么就不能好了呢？”这位看《请回答1988》时能从第一集哭到第20集的导演，努力想在电影中传递希望，“2002年中国慢粒白血病是30%的存活率，我上字幕的时候是85%，现在已经是95%了，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吗？”
归根结底，这依然是个浪漫主义的人物传记。尽管现在的大众讨论早已超越电影本身，大量集中在医药体系层面，但它本质上依然是个平民英雄的故事。
河豚君曾问过宁浩导演，如果您来拍这个故事，结局会是怎样？宁浩说，“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存在着特别多正向的、温暖的东西。所以无论交给谁拍，我觉得它都会是一个有正常价值体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