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天，《一出好戏》突破6亿大关之时，微博名为“炅灵子Bess”的网友实名举报黄渤导演的《一出好戏》抄袭她的作品《男人危机》！
该网友本名于梦媛。她列出了证据为：2013年的《男人危机》拍摄许可证，以及《男人危机》与《一出好戏》故事类型、核心创意、主要人物等故事架构的对比，还宣称曾邀请过黄渤参演，并给黄渤发过剧本。
目前，黄渤工作室和《一出好戏》片方并未做官方回应。吃瓜群众普遍表示，还是信得过黄渤人品。但当初黄渤说要拍电影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该不会是第二部《泰囧》吧？或者《大闹天竺》了。
结果这部处女作《一出好戏》正式亮相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各大公号开始了花式夸赞电影内涵大赛，电影被贴上“现代寓言”、“魔幻现实主义”、“人类社会进化史”等标签，对标《蝇王》《荒岛求生》《欢迎来到东莫村》等经典电影。
而大家对于黄渤的讨论，一瞬间上升到金棕榈大师“是枝裕和”的待遇，颠覆了所有对黄渤持有草根底层印象的观众认识。“民兵葛二蛋”、“农民牛二”、“屌丝黄达”、“盗贼黑皮”、“青岛贵妇”居然拍出了一部有观众门槛的内涵电影，打入了高知观众层。
据说《一出好戏》在找投资的时候，被某资方拒绝的理由是：黄渤只要拍不符合人设的电影就有很大风险，比如《记忆大师》中的小说家角色。
圈内人尽皆知黄渤情商高，但是情商高，会讲话，更多的指涉是世故的一面，与电影中庞大的社会隐喻思考无法直接等同。因为揭露社会本质性问题、拥有批判性意识的电影，归根结底更符合精英知识分子的人设。
如今看来，《一出好戏》怕是要重新定义黄渤的人设。
走出知识分子家庭黄渤出生于标准的知识分子家庭。
1974年文革末期，在甘肃支边的父母，生下了他。4岁时，随父母来到山东青岛，父亲成了当地农业局的一名干部，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顽固作风，而工作于计生委的母亲则是一家之主，素有“铁娘子”风范。
这种家庭出身的黄渤却有点压抑。
童年住在机关宿舍楼里，有着被家人称道的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美国组专家舅舅，黄渤从小就被父母被给予了上清华北大成才的厚望，房间挂满各种名人名言和勤奋的格言。但事与愿违，黄渤一直不怎么安分念书，除了语文其他科经常倒数，还总是给家里制造“麻烦”。
对黄渤来说，出逃压抑的家庭环境，是迟早的事。初中时候，黄渤就成了父母眼中“不务正业”的孩子，经常半夜偷偷跑去舞厅唱歌。“唱歌那种场所，尤其按那时候家长的观念，怎么可能是好地方呢？”黄渤2011年接受凤凰娱乐频道的采访时说，讲述了辍学唱歌的来龙去脉。
刚开始凭兴趣唱没有报酬，后来一个南方老板开了个叫“海之梦”的演出场所，黄渤第一次试探性地要了60块钱一晚上的演出费，“结果人家真给了，你知道吗？我的天哪！”黄渤溢于言表描述着第一次要价的场景，那个月演出下来，黄渤足足赚了2000块，而当时他父母的工资才300块。
黄渤故意将这笔钱全部换成零钞，拿着很厚的一叠钱往父母面前一放，像是炫耀也像是宣告独立，他具备了出走的基本条件：养活自己能力。1993年，还在念高中的黄渤不顾父母反对，辍学当驻唱歌手，彻底出走了知识分子家庭。
驻唱歌手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就像在《一出好戏》里，于和伟饰演的张总酣畅淋漓的主题发言：生存问题之后就是换个活法。只不过，黄渤追求的是音乐梦而不是资本梦。黄渤先是南下广州，后又北上北漂，随着时代音乐中心的迁移而迁移。
“那个时候，眼前老有团亮光”黄渤说，“觉得广州现在音乐火，可以去那儿演演，但好像又跟自己没关系，亮光就灭了。”
90年代初，广州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一大批流行歌手从这里走出来，黄渤加盟一家唱片公司，火了毛宁和杨钰莹这对金童玉女，南派音乐中心的盛况似乎跟他没什么关系。
“再后来，火又在北京亮起来了”黄渤形容自己就像飞蛾似的，感觉哪里有火就往哪里扑。90年代末，南派音乐中心广州开始走下坡路，大量歌手纷纷北上，人气与地位大不如前。黄渤1995年就去了北京，但风水还是没有轮到他头上。他日复一日驻唱，拿着小样兜转于各家唱片公司。
“我印象特别深，去一家公司给人家递一个小样，对方都说好好好，回头再跟你联系……可是等你一出门，就扔在旁边一个小仓库里”黄渤回忆说，那段时间家里经常打电话问：“唱够了没？”不甘示弱的他还向家人许了各种未来的宏愿。
没多久，北京那团火也就灭了。“慢慢地，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一种怀疑”黄渤说。1996年，音乐梦碎的黄渤咬住牙没回家，在姐姐资助下回青岛开了家车床工厂。不懂行、不会经营的他，又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欠了债，尝尽人生百态。
“那时候，真的是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生意好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态度，跟你没钱的时候那副嘴脸，真的是不一样”黄渤说。
成为知识分子“我当时没搞懂一件事，导演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看哈，各司其职——编剧写完剧本，然后摄影在拍，演员在演，服装穿好衣服，化妆给化，所有拍完了，剪辑剪出来，那导演干吗？只是喊个‘开始’跟‘停’的嘛，那为什么到最后要挂上什么‘谁谁谁导演作品’，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莫名其妙的尊重来自于哪里？就是觉得有必要去学一下。”
这是黄渤2000年第一次拍电影的感受，管虎的《上车，走吧》开启了他学习导演之路，北京那团火被重新点燃了。
但导演之路并没有黄渤想象地那么好走。
2001年黄渤出演杨亚洲导演《爱情滋味》里一个劫匪，开拍前，导演看见他的时候说“这，谁让你来的呀？这不胡闹吗，这哪儿能行。角色虽然戏不多，但挺重要，怎么能乱找。”
黄渤在2010年的《杨澜访谈录》上回忆这段经历说，这些话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咬咬牙，坚持过来了。
此时的黄渤还正在努力考取北京电影学院，连续两年落榜后，黄渤先上了北电的进修班，边学边考，终于考上了配音系。这时，已经27岁的黄渤才一只脚踏入知识分子大门。
黄渤与刘亦菲是北京电影学院02级同学
作为演员的黄渤，刚入行就错过了“鲜肉”的阶段。“尽管自己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已经步入中年演员的行列了。尤其现在不断有新人出现，市场也开始蓬勃，你隐隐约约会觉得有些责任在身上”黄渤2015年接受《易时间》的采访说。
黄渤认为现在媒体关于数字数据的讨论已经白热化，“数据好像能代表好多，都觉得它很有说服力。它的一个表现就是现在我们飞速发展，影院的发展，观众群的膨胀等等。它不是你的一己之力，它也不是电影的所有，它只是电影的其中一部分。电影除了有娱乐属性，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
肩着责任的黄渤，在好友王迅眼中，一直是一个在不断学习的演员。念电影学院的时候，分析一部经典电影，足以让研究者受益额外知识。
王迅和黄渤
黄渤为了自己的电影，进行了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他在《一出好戏》的采访中说：“里面牵扯了好多有关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上的东西，有一些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抱着俯视的态度，才能调配里边的故事，才能嬉笑怒骂，游刃有余。”
王迅在谈论黄渤学习管虎、宁浩与陈可辛的时候，更多的是技术层面。比如管虎会把所有能拍的素材都拍了。实际上，黄渤学到的不止于这些表面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思考表达方式。
黄渤与管虎
管虎《斗牛》《杀生》作品中悲剧小人物对抗体制与命运的主题，荒诞狂欢式的群体表现特征，以及超现实的虚构时空，《一出好戏》不仅都有呈现，还表达了新的注解。小人物马进在集权与资本社会反抗，再到他建立起乌托邦社会集体狂欢群像，只不过黄渤最后让爱情唤醒了人性的真善美。
同样，黄渤从宁浩处学来的也不止演员表演调教法，《无人区》荒无人烟的极致环境里所呈现的人性，一环套一环的弱肉强食生存法则，《一出好戏》荒岛坏境里，每个心怀鬼胎的人物。
黄渤与宁浩
黄渤在采访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同一公司的人们沦落到荒岛之上，所有制度都不复存在，固有等级被瞬间打破。没有领导，没有下属，每个人都会放大自己的欲望与挣扎。”
回归知识分子身份？绕了一大圈，黄渤好像回到了原点。
拼命逃离知识分子家庭氛围，却又回到了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辍学追求音乐梦，后来却念了北电，拿了电影奖。黄渤说，这简直是对多少年来努力唱歌的他，一种讽刺。
黄渤比谁都懂得曲线救国的道理。王迅认为黄渤从陈可辛处学来的是浪漫，这或许就能理解《一出好戏》中舒淇饰演的姗姗，为什么会被拍得如此之美。但其实，黄渤学来的是一种妥协式的表达。
黄渤在采访中谈到与陈可辛的合作，“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导演，会拍电影也懂得营销自己的电影。《亲爱的》，一开始我以为是个文艺片。但他的拍法，找了一级演员的阵容，把这样的题材跟商业元素结合到一起。”
在创作《一出好戏》的过程中，黄渤一直问自己：“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显然，陈可辛的电影为他提供了个人表达与商业元素结合的可能。
《一出好戏》将喜剧元素与现代寓言、社会批判、人性反思结合，这些元素放在一起会让影片产生多维度。
黄渤说：“并不是我来告诉观众们这里面的深意，而是观众看到什么，那就是什么。”这或许说明了，为什么《一出好戏》知识分子的说教性没有那么强烈。
《搜索》中的知识分子立场饱受诟病，陈凯歌被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网络暴力，像是将《无极》的积怨表达了出来。这种情绪性的表达方式，被认为单一，且没有说服力。
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暴力与民意，陈述与表达，都有着复杂的缘由。为什么不能把对这种复杂性表现出来，让观众自己评判呢。
黄渤点到为止的表达，是少了几分锋芒，多了几分圆滑。
2012年，黄渤接受时光网采访时，形容自己的人生就像爬楼梯。当自己逐渐达到曾经设定的目标之后，人就会变得茫然，“我以前的目标是在10层楼，每往上攀爬一段我就会很高兴，爬到了第8层、第9层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想，到了第10层该干吗呢？”
然后，他意识到他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眼界和审美。“眼界和审美不会因为我演了多少部戏就有所提高，而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应该怎么提高自己眼界和审美时，黄渤像是打马虎眼，又像是饶有趣味地说：“自己跟自己待着，画画儿，写写歌。”
他在《有点意思：我的电影日记》中写道：《一出好戏》的名字换了很多版，所有名字都不足以概括他的想法。作为一名演员，可以经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事，体验不同的人生。让人投入，也让人保持距离，更容易让人看破生命本身的荒谬。一幕幕，小到微小事件，大到家国人生，都像是一出戏。
人生愿景实现，最好的祝愿应该莫过于：“愿你有一出好戏吧
该网友本名于梦媛。她列出了证据为：2013年的《男人危机》拍摄许可证，以及《男人危机》与《一出好戏》故事类型、核心创意、主要人物等故事架构的对比，还宣称曾邀请过黄渤参演，并给黄渤发过剧本。
目前，黄渤工作室和《一出好戏》片方并未做官方回应。吃瓜群众普遍表示，还是信得过黄渤人品。但当初黄渤说要拍电影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该不会是第二部《泰囧》吧？或者《大闹天竺》了。
结果这部处女作《一出好戏》正式亮相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各大公号开始了花式夸赞电影内涵大赛，电影被贴上“现代寓言”、“魔幻现实主义”、“人类社会进化史”等标签，对标《蝇王》《荒岛求生》《欢迎来到东莫村》等经典电影。
而大家对于黄渤的讨论，一瞬间上升到金棕榈大师“是枝裕和”的待遇，颠覆了所有对黄渤持有草根底层印象的观众认识。“民兵葛二蛋”、“农民牛二”、“屌丝黄达”、“盗贼黑皮”、“青岛贵妇”居然拍出了一部有观众门槛的内涵电影，打入了高知观众层。
据说《一出好戏》在找投资的时候，被某资方拒绝的理由是：黄渤只要拍不符合人设的电影就有很大风险，比如《记忆大师》中的小说家角色。
圈内人尽皆知黄渤情商高，但是情商高，会讲话，更多的指涉是世故的一面，与电影中庞大的社会隐喻思考无法直接等同。因为揭露社会本质性问题、拥有批判性意识的电影，归根结底更符合精英知识分子的人设。
如今看来，《一出好戏》怕是要重新定义黄渤的人设。
走出知识分子家庭黄渤出生于标准的知识分子家庭。
1974年文革末期，在甘肃支边的父母，生下了他。4岁时，随父母来到山东青岛，父亲成了当地农业局的一名干部，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顽固作风，而工作于计生委的母亲则是一家之主，素有“铁娘子”风范。
这种家庭出身的黄渤却有点压抑。
童年住在机关宿舍楼里，有着被家人称道的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美国组专家舅舅，黄渤从小就被父母被给予了上清华北大成才的厚望，房间挂满各种名人名言和勤奋的格言。但事与愿违，黄渤一直不怎么安分念书，除了语文其他科经常倒数，还总是给家里制造“麻烦”。
对黄渤来说，出逃压抑的家庭环境，是迟早的事。初中时候，黄渤就成了父母眼中“不务正业”的孩子，经常半夜偷偷跑去舞厅唱歌。“唱歌那种场所，尤其按那时候家长的观念，怎么可能是好地方呢？”黄渤2011年接受凤凰娱乐频道的采访时说，讲述了辍学唱歌的来龙去脉。
刚开始凭兴趣唱没有报酬，后来一个南方老板开了个叫“海之梦”的演出场所，黄渤第一次试探性地要了60块钱一晚上的演出费，“结果人家真给了，你知道吗？我的天哪！”黄渤溢于言表描述着第一次要价的场景，那个月演出下来，黄渤足足赚了2000块，而当时他父母的工资才300块。
黄渤故意将这笔钱全部换成零钞，拿着很厚的一叠钱往父母面前一放，像是炫耀也像是宣告独立，他具备了出走的基本条件：养活自己能力。1993年，还在念高中的黄渤不顾父母反对，辍学当驻唱歌手，彻底出走了知识分子家庭。
驻唱歌手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就像在《一出好戏》里，于和伟饰演的张总酣畅淋漓的主题发言：生存问题之后就是换个活法。只不过，黄渤追求的是音乐梦而不是资本梦。黄渤先是南下广州，后又北上北漂，随着时代音乐中心的迁移而迁移。
“那个时候，眼前老有团亮光”黄渤说，“觉得广州现在音乐火，可以去那儿演演，但好像又跟自己没关系，亮光就灭了。”
90年代初，广州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一大批流行歌手从这里走出来，黄渤加盟一家唱片公司，火了毛宁和杨钰莹这对金童玉女，南派音乐中心的盛况似乎跟他没什么关系。
“再后来，火又在北京亮起来了”黄渤形容自己就像飞蛾似的，感觉哪里有火就往哪里扑。90年代末，南派音乐中心广州开始走下坡路，大量歌手纷纷北上，人气与地位大不如前。黄渤1995年就去了北京，但风水还是没有轮到他头上。他日复一日驻唱，拿着小样兜转于各家唱片公司。
“我印象特别深，去一家公司给人家递一个小样，对方都说好好好，回头再跟你联系……可是等你一出门，就扔在旁边一个小仓库里”黄渤回忆说，那段时间家里经常打电话问：“唱够了没？”不甘示弱的他还向家人许了各种未来的宏愿。
没多久，北京那团火也就灭了。“慢慢地，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一种怀疑”黄渤说。1996年，音乐梦碎的黄渤咬住牙没回家，在姐姐资助下回青岛开了家车床工厂。不懂行、不会经营的他，又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欠了债，尝尽人生百态。
“那时候，真的是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生意好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态度，跟你没钱的时候那副嘴脸，真的是不一样”黄渤说。
成为知识分子“我当时没搞懂一件事，导演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看哈，各司其职——编剧写完剧本，然后摄影在拍，演员在演，服装穿好衣服，化妆给化，所有拍完了，剪辑剪出来，那导演干吗？只是喊个‘开始’跟‘停’的嘛，那为什么到最后要挂上什么‘谁谁谁导演作品’，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莫名其妙的尊重来自于哪里？就是觉得有必要去学一下。”
这是黄渤2000年第一次拍电影的感受，管虎的《上车，走吧》开启了他学习导演之路，北京那团火被重新点燃了。
但导演之路并没有黄渤想象地那么好走。
2001年黄渤出演杨亚洲导演《爱情滋味》里一个劫匪，开拍前，导演看见他的时候说“这，谁让你来的呀？这不胡闹吗，这哪儿能行。角色虽然戏不多，但挺重要，怎么能乱找。”
黄渤在2010年的《杨澜访谈录》上回忆这段经历说，这些话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咬咬牙，坚持过来了。
此时的黄渤还正在努力考取北京电影学院，连续两年落榜后，黄渤先上了北电的进修班，边学边考，终于考上了配音系。这时，已经27岁的黄渤才一只脚踏入知识分子大门。
黄渤与刘亦菲是北京电影学院02级同学
作为演员的黄渤，刚入行就错过了“鲜肉”的阶段。“尽管自己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已经步入中年演员的行列了。尤其现在不断有新人出现，市场也开始蓬勃，你隐隐约约会觉得有些责任在身上”黄渤2015年接受《易时间》的采访说。
黄渤认为现在媒体关于数字数据的讨论已经白热化，“数据好像能代表好多，都觉得它很有说服力。它的一个表现就是现在我们飞速发展，影院的发展，观众群的膨胀等等。它不是你的一己之力，它也不是电影的所有，它只是电影的其中一部分。电影除了有娱乐属性，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
肩着责任的黄渤，在好友王迅眼中，一直是一个在不断学习的演员。念电影学院的时候，分析一部经典电影，足以让研究者受益额外知识。
王迅和黄渤
黄渤为了自己的电影，进行了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他在《一出好戏》的采访中说：“里面牵扯了好多有关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上的东西，有一些超出了我的知识范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抱着俯视的态度，才能调配里边的故事，才能嬉笑怒骂，游刃有余。”
王迅在谈论黄渤学习管虎、宁浩与陈可辛的时候，更多的是技术层面。比如管虎会把所有能拍的素材都拍了。实际上，黄渤学到的不止于这些表面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思考表达方式。
黄渤与管虎
管虎《斗牛》《杀生》作品中悲剧小人物对抗体制与命运的主题，荒诞狂欢式的群体表现特征，以及超现实的虚构时空，《一出好戏》不仅都有呈现，还表达了新的注解。小人物马进在集权与资本社会反抗，再到他建立起乌托邦社会集体狂欢群像，只不过黄渤最后让爱情唤醒了人性的真善美。
同样，黄渤从宁浩处学来的也不止演员表演调教法，《无人区》荒无人烟的极致环境里所呈现的人性，一环套一环的弱肉强食生存法则，《一出好戏》荒岛坏境里，每个心怀鬼胎的人物。
黄渤与宁浩
黄渤在采访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同一公司的人们沦落到荒岛之上，所有制度都不复存在，固有等级被瞬间打破。没有领导，没有下属，每个人都会放大自己的欲望与挣扎。”
回归知识分子身份？绕了一大圈，黄渤好像回到了原点。
拼命逃离知识分子家庭氛围，却又回到了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辍学追求音乐梦，后来却念了北电，拿了电影奖。黄渤说，这简直是对多少年来努力唱歌的他，一种讽刺。
黄渤比谁都懂得曲线救国的道理。王迅认为黄渤从陈可辛处学来的是浪漫，这或许就能理解《一出好戏》中舒淇饰演的姗姗，为什么会被拍得如此之美。但其实，黄渤学来的是一种妥协式的表达。
黄渤在采访中谈到与陈可辛的合作，“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导演，会拍电影也懂得营销自己的电影。《亲爱的》，一开始我以为是个文艺片。但他的拍法，找了一级演员的阵容，把这样的题材跟商业元素结合到一起。”
在创作《一出好戏》的过程中，黄渤一直问自己：“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显然，陈可辛的电影为他提供了个人表达与商业元素结合的可能。
《一出好戏》将喜剧元素与现代寓言、社会批判、人性反思结合，这些元素放在一起会让影片产生多维度。
黄渤说：“并不是我来告诉观众们这里面的深意，而是观众看到什么，那就是什么。”这或许说明了，为什么《一出好戏》知识分子的说教性没有那么强烈。
《搜索》中的知识分子立场饱受诟病，陈凯歌被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网络暴力，像是将《无极》的积怨表达了出来。这种情绪性的表达方式，被认为单一，且没有说服力。
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暴力与民意，陈述与表达，都有着复杂的缘由。为什么不能把对这种复杂性表现出来，让观众自己评判呢。
黄渤点到为止的表达，是少了几分锋芒，多了几分圆滑。
2012年，黄渤接受时光网采访时，形容自己的人生就像爬楼梯。当自己逐渐达到曾经设定的目标之后，人就会变得茫然，“我以前的目标是在10层楼，每往上攀爬一段我就会很高兴，爬到了第8层、第9层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想，到了第10层该干吗呢？”
然后，他意识到他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眼界和审美。“眼界和审美不会因为我演了多少部戏就有所提高，而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应该怎么提高自己眼界和审美时，黄渤像是打马虎眼，又像是饶有趣味地说：“自己跟自己待着，画画儿，写写歌。”
他在《有点意思：我的电影日记》中写道：《一出好戏》的名字换了很多版，所有名字都不足以概括他的想法。作为一名演员，可以经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事，体验不同的人生。让人投入，也让人保持距离，更容易让人看破生命本身的荒谬。一幕幕，小到微小事件，大到家国人生，都像是一出戏。
人生愿景实现，最好的祝愿应该莫过于：“愿你有一出好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