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一部电影，有着现在不可复制的阵容，近乎革命的创新，这部电影既是那群电影人的起点，也是中国电影的再生。
今年6月，导演张军钊去世，这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名字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但他却有个特殊的标签“第五代”，有部经典的作品《一个和八个》。
在今天看来，《一个和八个》无异于是一部经典，它打响了中国新电影的第一枪，自此之后“第五代”横空出世，书写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最浓墨重彩的一章。
但在当时，这部电影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不光删减更改情节，更是被禁止放映。
但在时间的淘洗之下，当政治性解读逐渐褪去后，这部作品终于有了符合它的正确评价，而它也对得起“第五代作品开山之作”的名号。
《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诗。
这位自1937年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后，在建国后满怀激情的写下了这首长诗，但却因为历史原因未能发表。
诗中的革命气息与理想情怀却穿越了历史，来到80年代感染了在文革中度过青春的电影人，最终在荧幕中完成了一次父辈与子辈的精神传承。
1941年，在抗日硝烟笼罩的环境下，正在接受调查的地下党王金，被关押进了牢房。
与他关押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土匪，三个逃兵，一个投毒犯，一个汉奸，王金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逃跑计划，因此都对王金怀恨在心。
但王金却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他自己的原则，为逃兵求情看病，对调戏卫生员的土匪大打出手，即便在遭到土匪的毒打之后，还能在生死关头，救助土匪头子大秃子。
正因为他坚持不懈的感化、教育同牢的犯人，除投毒犯和奸细外，其他六名罪犯都有所触动，逐渐理解起了王金。
但现实环境却一步步的加剧，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随军监狱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锄奸科长许志要下决定处决罪犯，要不就会危及的自己部队的安危。
其他已经定罪的犯人还好，但王金这个从敌占区屠杀回来的地下党，却不能证明自己是否叛变，这正是许志为难的地方。
王金看出了许志的难处，在处决完投毒犯后也要求把自己也处决了，但唯一的要求是，在胜利后能够找出能证明他的人，还他一个清白。
许志为了不冤枉好人，没有处决王金，但他们却在遇到日军屠杀的村子后，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剩下的土匪与逃兵，终于在王金的影响下，纷纷要求参战，要抗击敌人。
在经历过浴血奋战后，只有王金、许志、卫生员与两个土匪活了下来，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但表示受不了八路军的纪律，在承诺不再犯法后，在王金、许志的注视下独自离去。
《一个和八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与原作品的差异。
在原作品中，王金是八个罪犯的对立面，要以罪犯他们的不堪，衬托王金人性的光辉之处，体现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
这一点，在《一个和八个》之前的电影中也是这样，坏人是不可教化，永远的处在正面角色的对立面，形象不光可憎，还做了丑化的设计。
但在《一个和八个》中，反面角色第一次有了转变的形象，他们不再是王金的对立面，而是成为逐渐走到王金身边的人。
这一点不光使得王金身上的革命情怀更加动人，也让反派人物更加立体化，也更加传神的体现出主旋律的光辉。
电影也并未因为一味的凸显主旋律，而削弱个人的高光时刻，结尾土匪救了他曾经调戏过的卫生员，粗眉毛表示尊重共产党，但不参加，都在显示人物转变的同时，保留了个人抉择。
除去剧情创作上了革新，这部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创新更令人称道，而这所有的功劳都应该归功于这部电影的摄影——张艺谋。
在本片中，张艺谋创造性的没有采用传统电影拍摄中的中心构图，而是创造性的采用了不规则构图。
在拍摄土匪与王金时，张艺谋经常用其他的物体占据荧幕的三分之二，把人物挤到屏幕的边角，而在特写中，也把他们的眉毛与下巴放置在了屏幕外。
背景也变的扁平化，令空间感丧失，当搭配上人物如版画似的造型时，便营造了一种他们在其中挣扎的感觉，还令观众感受到了人物的压迫感，体会到了他们的处境。
这种把人物环境影像化的做法，不光令电影一举成名，也令张艺谋声名大噪，更使得陈凯歌不远千里来到他的制片厂，请他担当《黄土地》的摄影。
虽然作品伟大，但这部片子产生的过程却异常艰难。
当时，作为文革后第一代毕业的电影学院学生，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被分到了地处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按照以往的传统他们要先在老导演的手下呆上好几年，然后才有可能去指导电影，但张艺谋他们却等待不了。
一个人势单力薄，他们就成立了“青年摄制小组”，来向制片厂请求拍摄自己的片子，多亏郭宝昌帮忙，使他们最终拿到了3000元的拍摄资金。
后来张艺谋为了报恩，还去郭宝昌导演的《大宅门》中客串了一个公公的角色。
他们就拿着这3000块钱，辗转于河北、山西、宁夏等地，最终拍出了这部电影。
但到了内部放映时，却遭到了许多的批评，当时国内盛行人性论，北京的众多人对剧情方面议论纷纷，倒是在真正的技术革新面前却无人提及。
最终在郭宝昌的努力下，电影最终没有被禁，但却从100分钟删减到了87分钟，而删减处则达到了108处之多，而重中之重的结尾更是被直接修改。
原结尾是鬼子要奸淫女卫生员，土匪瘦烟鬼掏出枪，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女卫生员。
这一点是导演在看南斯拉夫电影《桥》时获得的灵感，因为守卫最珍贵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伴随着它死去。
而修改过的结尾，却变成了瘦烟鬼一个人用一把枪击退了所有的鬼子，这种英雄光环加持，抗日神剧的拍法明显没有原结尾冲击大，但审查却是这么要求的。
在今天看，这部电影的阵容简直是惊为天人，导演张军钊，摄影张艺谋、肖风，美术何群，主演陈道明、陶泽如、谢园、魏宗万、赵小锐，更重要的是这都他们的处女作。
也难怪他们能够成功，能够在今日的影坛拥有这样的地位，正是因为当年那股对电影单纯的心，以及那份真诚。
今年6月，导演张军钊去世，这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名字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但他却有个特殊的标签“第五代”，有部经典的作品《一个和八个》。
在今天看来，《一个和八个》无异于是一部经典，它打响了中国新电影的第一枪，自此之后“第五代”横空出世，书写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最浓墨重彩的一章。
但在当时，这部电影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不光删减更改情节，更是被禁止放映。
但在时间的淘洗之下，当政治性解读逐渐褪去后，这部作品终于有了符合它的正确评价，而它也对得起“第五代作品开山之作”的名号。
《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诗。
这位自1937年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后，在建国后满怀激情的写下了这首长诗，但却因为历史原因未能发表。
诗中的革命气息与理想情怀却穿越了历史，来到80年代感染了在文革中度过青春的电影人，最终在荧幕中完成了一次父辈与子辈的精神传承。
1941年，在抗日硝烟笼罩的环境下，正在接受调查的地下党王金，被关押进了牢房。
与他关押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土匪，三个逃兵，一个投毒犯，一个汉奸，王金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逃跑计划，因此都对王金怀恨在心。
但王金却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他自己的原则，为逃兵求情看病，对调戏卫生员的土匪大打出手，即便在遭到土匪的毒打之后，还能在生死关头，救助土匪头子大秃子。
正因为他坚持不懈的感化、教育同牢的犯人，除投毒犯和奸细外，其他六名罪犯都有所触动，逐渐理解起了王金。
但现实环境却一步步的加剧，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随军监狱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锄奸科长许志要下决定处决罪犯，要不就会危及的自己部队的安危。
其他已经定罪的犯人还好，但王金这个从敌占区屠杀回来的地下党，却不能证明自己是否叛变，这正是许志为难的地方。
王金看出了许志的难处，在处决完投毒犯后也要求把自己也处决了，但唯一的要求是，在胜利后能够找出能证明他的人，还他一个清白。
许志为了不冤枉好人，没有处决王金，但他们却在遇到日军屠杀的村子后，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剩下的土匪与逃兵，终于在王金的影响下，纷纷要求参战，要抗击敌人。
在经历过浴血奋战后，只有王金、许志、卫生员与两个土匪活了下来，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但表示受不了八路军的纪律，在承诺不再犯法后，在王金、许志的注视下独自离去。
《一个和八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与原作品的差异。
在原作品中，王金是八个罪犯的对立面，要以罪犯他们的不堪，衬托王金人性的光辉之处，体现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
这一点，在《一个和八个》之前的电影中也是这样，坏人是不可教化，永远的处在正面角色的对立面，形象不光可憎，还做了丑化的设计。
但在《一个和八个》中，反面角色第一次有了转变的形象，他们不再是王金的对立面，而是成为逐渐走到王金身边的人。
这一点不光使得王金身上的革命情怀更加动人，也让反派人物更加立体化，也更加传神的体现出主旋律的光辉。
电影也并未因为一味的凸显主旋律，而削弱个人的高光时刻，结尾土匪救了他曾经调戏过的卫生员，粗眉毛表示尊重共产党，但不参加，都在显示人物转变的同时，保留了个人抉择。
除去剧情创作上了革新，这部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创新更令人称道，而这所有的功劳都应该归功于这部电影的摄影——张艺谋。
在本片中，张艺谋创造性的没有采用传统电影拍摄中的中心构图，而是创造性的采用了不规则构图。
在拍摄土匪与王金时，张艺谋经常用其他的物体占据荧幕的三分之二，把人物挤到屏幕的边角，而在特写中，也把他们的眉毛与下巴放置在了屏幕外。
背景也变的扁平化，令空间感丧失，当搭配上人物如版画似的造型时，便营造了一种他们在其中挣扎的感觉，还令观众感受到了人物的压迫感，体会到了他们的处境。
这种把人物环境影像化的做法，不光令电影一举成名，也令张艺谋声名大噪，更使得陈凯歌不远千里来到他的制片厂，请他担当《黄土地》的摄影。
虽然作品伟大，但这部片子产生的过程却异常艰难。
当时，作为文革后第一代毕业的电影学院学生，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被分到了地处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按照以往的传统他们要先在老导演的手下呆上好几年，然后才有可能去指导电影，但张艺谋他们却等待不了。
一个人势单力薄，他们就成立了“青年摄制小组”，来向制片厂请求拍摄自己的片子，多亏郭宝昌帮忙，使他们最终拿到了3000元的拍摄资金。
后来张艺谋为了报恩，还去郭宝昌导演的《大宅门》中客串了一个公公的角色。
他们就拿着这3000块钱，辗转于河北、山西、宁夏等地，最终拍出了这部电影。
但到了内部放映时，却遭到了许多的批评，当时国内盛行人性论，北京的众多人对剧情方面议论纷纷，倒是在真正的技术革新面前却无人提及。
最终在郭宝昌的努力下，电影最终没有被禁，但却从100分钟删减到了87分钟，而删减处则达到了108处之多，而重中之重的结尾更是被直接修改。
原结尾是鬼子要奸淫女卫生员，土匪瘦烟鬼掏出枪，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女卫生员。
这一点是导演在看南斯拉夫电影《桥》时获得的灵感，因为守卫最珍贵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伴随着它死去。
而修改过的结尾，却变成了瘦烟鬼一个人用一把枪击退了所有的鬼子，这种英雄光环加持，抗日神剧的拍法明显没有原结尾冲击大，但审查却是这么要求的。
在今天看，这部电影的阵容简直是惊为天人，导演张军钊，摄影张艺谋、肖风，美术何群，主演陈道明、陶泽如、谢园、魏宗万、赵小锐，更重要的是这都他们的处女作。
也难怪他们能够成功，能够在今日的影坛拥有这样的地位，正是因为当年那股对电影单纯的心，以及那份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