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万常
七十年代，我上小学，非常迷恋读书。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十天半月林场放一场露天电影，有时林场文艺宣传队和周边的地方村屯搞“农林合作”演场节目就像赶集一样，余下的课外文化生活，就是满世界找书看。
小人书的知识海洋太浅了，四五年级开始，我就非常愿意看厚厚的小说，那些曲折的故事引人入胜，那些佳句良言值得我们效仿，每当遇到好的句子、词语或片段我都抄下来，时不时用在我的作文里，陶醉在老师夸赞、同学羡慕中。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基本上看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有的佳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除了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外，我还喜欢在人前夹着本厚厚的小说，显得有文化，要是再戴副眼镜，就更有文化了，可惜，眼镜到现在也没戴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出版的小说都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文艺领域大解放，新思想、新文化诞生新作品层出不穷，战斗故事、武打小说、言情章回铺天盖地，这时的困难又来了，少则三五块钱、多的二三十元，一本书成为连同饥饿、贫乏压在我等头上的“三座大山”，买不起就借。
管人家借书也不容易，一得看跟人家的关系咋样，闹过别扭、打过架的自然不能张嘴，二得看这人的爱书程度，要是他自己看书都得包上书皮、甚至“净手”再看的也不能张嘴，怕我这不讲卫生的习惯给书弄脏了。一旦能借到书，为了兑现“明早就还”的承诺，经常是晚上睡觉前，就着昏暗的电灯泡连夜奋战，一般情况下，四五个小时就能把一本二三百页的小说看完，眼睛疼了，揉揉休息一下，照看不误。心疼电字的父母以为我睡着了，过来把灯关上，等他们睡着了，开灯再看。一本本的《岳飞传》《鹰击长空》《铁道游击队》就是在挑灯夜战中看完的。第二天，我如期还给人家，看到别人满意的眼神，这一宿的夜战没有白费，下次借书还能张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看“大书”除了因为费电被父母责骂外，还得应对父母“看课外书影响学习”的责怪，逢周末，经常是偷拿着一本书，到野外去读，经常被书里的故事所吸引，忘了到点吃饭，相比书中的精神食粮，也不觉得饿了。看“大书”时养成的随手摘记优美段子、词句的好习惯影响至今，到现在我还随时把看过的美文佳句摘录下来，放在专门建立的“美文欣赏文件夹”中珍藏，至今已有大小不等的“摘录本”20多本，爱人说有啥用啊，当看见我发表的稿件中有很多是从“名言警句”中摘录的，就啥也不说了。
像“饥饿者”一样满世界找书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如今的社会再也找不到那时的“饥渴”了，各种传媒、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报刊杂志走进千家万户，可我总忘不了小时候可哪找书看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