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禁锢国民思想最强大的手段。其中，常见的手段是对历史书，以及教科书的删除和篡改，以达到洗脑之目的。洗脑就誓静粥输人的一种思想或是认识，使人在思维上发生同化，自觉的同利益者或服务于洗脑人的手段。这是一种系统的计划，给人灌输一种价值观的过程。对政治而言，这是一种文化禁锢，是服务于政治的禁锢文化的手段。通常，洗脑的方式除了所谓正统的国民教育，潜移默化的是运用一切弘扬机器，名利诱惑，使社会文化潜流形成共性。除了一般的政治洗脑外，以宗教行为的洗脑极容易达到其政治目的。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都在表演着滑稽的文化禁锢，而这种看似滑稽的禁锢就是洗脑。新政的统治者们知道文化进步的作用力，也受过前朝文化禁锢和压制，甚至是屠杀，因而也知道禁锢文化的尺度是其统治的关键。原因是文化可以使人思想活跃，使人的智慧产生进步性，但思想活跃过于进步了，统治者的想法就多了，且又换不过来，害怕民众聪明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捣蛋事。所以就得在表面上叫人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好接班人的准备，而实质是要将人的思想控制在被自己能够奴役的范围。故而，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大肆封杀，并且采用最卑劣、最残酷的手段对待文化的活跃。从而，把国民的进步思想扣上“不合国情”的标签，直至扼杀在摇篮。这就是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的本质所在。
然而，最为流氓的是把合乎自己统治利益的，所谓正统之道的文化称之为国学，标榜自己的统治集团是最先进的政党。反之，一切都是边缘的、歪理的、邪说的，或是称其为异党徒、乱党分子，甚至被扣上卖国贼、叛国贼。除此，所谓政党又把士大夫的结盟定为朋党，把叛逆派说成乱党，把追随朋党和乱党的人视为党羽。这就是文化禁锢的坚守原则和历史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研究如何控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即对群体性的、系统性的、历史性的特征进行掌控。这种情形被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系，是“正统谎言”的思想统治。
在明朝中期，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王阳明试图为之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他发展陆九渊的学说，对抗程朱学派，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后人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开讲程朱理学，使之文化性活动变成了政治性活动，又由文化的作用演变成权利作用，权利作用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致使魏忠贤的阉党集团血腥残杀东林党人。到了清朝，由于满汉文化的对峙和分歧，加之统治阶层担心汉文化的主流作用，故而大兴文字狱，遭杀害、迫害的人不计其数。面对由文化禁锢遭受冤狱的人来说，历朝历代都有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而统治者始终就没有放下过屠刀。
在统治阶层洗脑计划的课程表上，文化不仅是禁锢读书人的工程，它也灌输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脑子。早在东汉时，出身权贵名门的班昭被召入皇宫，请她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汉和帝刘肇死后，皇后邓绥以女主执政，班昭则以师傅之尊得以摇笔即来，竭尽心智地尽忠。邓太后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近20余年。班昭亲自编撰《女诫》，全书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共计七篇，作为对女人实施柔顺之道的教材。此后，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女论语》、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采辑“古圣先贤”，亲自编辑《内训》，灌输女人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除了统治阶层亲自操刀，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女范捷录》，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成为一整套对女人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等等，均为禁锢女人之书。
中国自古对女人的禁锢，都要比禁锢男人更为苛刻。为女人列数的罪状，也喜欢做“莫须有”的推断。如女人即便不涉政，女人也可助纣为虐，做坏男人的帮凶，陪着坏男人一道命赴黄泉。理由：女人是祸水。隋唐时期，针对女人犯罪有特别的刑罚。如刑舂、拶刑、杖刑、赐死、幽闭，史称“五刑”。宋明清三代规定女人犯了奸罪，必须“去衣受杖”。当然，这些刑罚只对平民妇女而用，也是“刑不上大妇”的罢了。
有关女人裹脚初始何时？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不考证。那么，为什么要禁锢女人的脚呢？这与禁锢男人的思想有着类似的道理。有权势的男人希望自己的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留着天足也没用，还不如裹起来给男人鉴赏。且有女人还自愿的裹脚，理由也是顺从男人的意愿。而男人也愿意被禁锢思想，观念是为自己活得人上人些，至于活得有没有人样就随便他人说了。不过，这样的男人多半是为官的人。因为中国做官的人多为追求“内圣外王”，所以心里总是想着做盖世奇才，爬上三公之列，又要内省慎独，梦求跻身于圣贤之位。为了臆想的旷世济国，多数人在昏庸的、阴险的主子面前唯唯诺诺，奴颜婢膝；在同僚中俯仰周旋，左右逢源；在家庭中威严十足，示范于人；在军队中扮演着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模样。试论，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心志，官员们都潜藏着一个充满矛盾的灵魂。即便活着是权倾朝野，文贯古今，学治千里，却也没有一刻不活在揣摩和痛苦的炼狱中。这就是权力阶级禁锢文化的成功所在。
当历史迈进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继续灌输国人，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文化禁锢引发了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致使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爆发。由此，在中国文人中分裂出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文化人。这场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在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人的推动下，鲜明地提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其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地抨击。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了五四运动的先导。
虽说，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禁锢从表面上看似荡然无存了，但其统治者的禁锢思维与手段依存。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从而引发了一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致使所谓的“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蒙上了禁锢色彩。而后，这场“革命”的性质迅速被转变成残酷的政治与文化的清洗，最终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大悲剧。据保守的估计，在这场“文化”革命运动中，被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达到一亿人以上，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因而，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几乎给中国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苦难。
虽然，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就文化发展而言，不可否认的是一场对文化专制的复辟运动，其禁锢手段的残酷举世无双。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杰出人物有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上官云珠、严凤英、老舍、傅雷、马连良、容国团等一批文化界、艺术界、体育界精英。同时，还有姚桐斌、赵九章、萧光琰等著名科学家，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精英。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但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科学家，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死亡范围如此之广，实属罕见，史无前列。
其实，文化精英的参政议政思维本身就是单纯的，甚至是幼稚的。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忘了“专政”是前提。所以，冤死的人多少有些法盲。当然，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和无道，绝不是“无产者”的错，但政治文化是绝对的统治文化，不可能接受他人的说三道四。这一点至关重要。也许，统治者本想由“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新人类，但不幸的创造出“无产者到有产者的暴政”。就“无产者”严酷的文化禁锢和残酷的杀戮来说，其主要目的是来源于稳固政权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来源于统治者的集体性格。统治者的目的是口封读书人，欺骗体力劳动者，只要达到上智与下愚不变，社会与人就能安宁与安分。因为，建党建军建国的成功经验武装了统治者的大脑。所以，统治者要比单纯的文化人、卖苦力的人凶狠的多，手段更是反人类和暴虐无道。
以古为鉴，文化禁锢就是权力阶级修建的无墙监狱。当然，要是真无法禁锢了，杀戮更为血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权力阶级会自觉自愿地认为自己是没落的，更不会怜惜子民。即便自己突发脑溢血了、脑血栓了、脑瘫了，也从不会想到子民的利益，更别说什么国家利益。所以，中国的改朝换代都是杀戮的、暴力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和平过渡，更不要说什么民主的实现。自古以来，权力阶级宣扬和期望自己的德行，这也只是给其豢养的洗脑师们一个维权的理由。虽然，洗脑师们也是有文化的，甚至是被加封的文化精英，但他们都是被豢养的，是体制中的雇工。而这些人为此卖力的原因，誓静致芳自赏的把自己当成了权力阶层的一份子，自觉自愿的被权力阶级包养，充当职业操守。这点毋须批判，也不必辱骂，因为这些人活得也不容易，毕竟洗脑师们也是先被洗脑的一族。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里，因为社会文化的潜流首先是情大于法，这才使得禁锢文化的手段如鱼得水。即便历代的法典和教科书赋予我们的是法大于情，但理想而脱离实际的美好事物，自觉的接受着“情大于法”这条习以为常的规则。从而导致禁锢文化演变成自身内耗、愚昧国民、玩弄人际、束缚性格、封杀言语、说教观念、吹嘘经历的洗脑之事如日中天。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统治者极力地宣扬国人小生活的生存理念，压制国人大生活的社会个性，使得国人在生活志趣上小念头、小个性、小情趣、小追求等小愿望。嗜求小成本的生活，嗜物安家不可无；乐于小成本的生意，吆喝兜售乐开心；憧憬小成本的爱情，婚姻大事不可轻；小快乐，蝇头小利美滋滋；小心愿，装饰脸面充富贵；小社会，不比本事论关系等等小之。
断言地说，文化禁锢更使得国人自卑又自大。我们只要谈及自己的文化，总是用“博大精深”来自诩，论道他人又总是找出“偷奸取巧”的理由。这种狭隘与矛盾，不断充实着花大钱注重小生活，花大力气表现小伎俩，花大心事获取小智慧；排斥先进又追求时尚，吸收外来又占为己有，自恋自己又痛骂世道；说到与说不到两道三科，得到与得不到心情炯然，做到与做不到理由十足。这些既是压制所致，又是禁锢而生，而最可悲地就是文化禁锢后所患的梦想症，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性的瘸腿病，这种瘸腿就表现在自然科学上。因为，自然科学具有一种平等性，不存在什么权威可以凭自己的身份、地位再来观察苹果落地。所以，中国人梦想总是多于理想，理想就是人上人，人治人和人玩人。可以说：文化禁锢就是政治家颠过来倒过去研究的统治对策。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都在表演着滑稽的文化禁锢，而这种看似滑稽的禁锢就是洗脑。新政的统治者们知道文化进步的作用力，也受过前朝文化禁锢和压制，甚至是屠杀，因而也知道禁锢文化的尺度是其统治的关键。原因是文化可以使人思想活跃，使人的智慧产生进步性，但思想活跃过于进步了，统治者的想法就多了，且又换不过来，害怕民众聪明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捣蛋事。所以就得在表面上叫人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好接班人的准备，而实质是要将人的思想控制在被自己能够奴役的范围。故而，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大肆封杀，并且采用最卑劣、最残酷的手段对待文化的活跃。从而，把国民的进步思想扣上“不合国情”的标签，直至扼杀在摇篮。这就是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的本质所在。
然而，最为流氓的是把合乎自己统治利益的，所谓正统之道的文化称之为国学，标榜自己的统治集团是最先进的政党。反之，一切都是边缘的、歪理的、邪说的，或是称其为异党徒、乱党分子，甚至被扣上卖国贼、叛国贼。除此，所谓政党又把士大夫的结盟定为朋党，把叛逆派说成乱党，把追随朋党和乱党的人视为党羽。这就是文化禁锢的坚守原则和历史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研究如何控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即对群体性的、系统性的、历史性的特征进行掌控。这种情形被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系，是“正统谎言”的思想统治。
在明朝中期，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王阳明试图为之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他发展陆九渊的学说，对抗程朱学派，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后人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开讲程朱理学，使之文化性活动变成了政治性活动，又由文化的作用演变成权利作用，权利作用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致使魏忠贤的阉党集团血腥残杀东林党人。到了清朝，由于满汉文化的对峙和分歧，加之统治阶层担心汉文化的主流作用，故而大兴文字狱，遭杀害、迫害的人不计其数。面对由文化禁锢遭受冤狱的人来说，历朝历代都有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而统治者始终就没有放下过屠刀。
在统治阶层洗脑计划的课程表上，文化不仅是禁锢读书人的工程，它也灌输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脑子。早在东汉时，出身权贵名门的班昭被召入皇宫，请她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汉和帝刘肇死后，皇后邓绥以女主执政，班昭则以师傅之尊得以摇笔即来，竭尽心智地尽忠。邓太后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近20余年。班昭亲自编撰《女诫》，全书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共计七篇，作为对女人实施柔顺之道的教材。此后，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女论语》、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采辑“古圣先贤”，亲自编辑《内训》，灌输女人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除了统治阶层亲自操刀，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女范捷录》，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成为一整套对女人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等等，均为禁锢女人之书。
中国自古对女人的禁锢，都要比禁锢男人更为苛刻。为女人列数的罪状，也喜欢做“莫须有”的推断。如女人即便不涉政，女人也可助纣为虐，做坏男人的帮凶，陪着坏男人一道命赴黄泉。理由：女人是祸水。隋唐时期，针对女人犯罪有特别的刑罚。如刑舂、拶刑、杖刑、赐死、幽闭，史称“五刑”。宋明清三代规定女人犯了奸罪，必须“去衣受杖”。当然，这些刑罚只对平民妇女而用，也是“刑不上大妇”的罢了。
有关女人裹脚初始何时？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不考证。那么，为什么要禁锢女人的脚呢？这与禁锢男人的思想有着类似的道理。有权势的男人希望自己的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留着天足也没用，还不如裹起来给男人鉴赏。且有女人还自愿的裹脚，理由也是顺从男人的意愿。而男人也愿意被禁锢思想，观念是为自己活得人上人些，至于活得有没有人样就随便他人说了。不过，这样的男人多半是为官的人。因为中国做官的人多为追求“内圣外王”，所以心里总是想着做盖世奇才，爬上三公之列，又要内省慎独，梦求跻身于圣贤之位。为了臆想的旷世济国，多数人在昏庸的、阴险的主子面前唯唯诺诺，奴颜婢膝；在同僚中俯仰周旋，左右逢源；在家庭中威严十足，示范于人；在军队中扮演着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模样。试论，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心志，官员们都潜藏着一个充满矛盾的灵魂。即便活着是权倾朝野，文贯古今，学治千里，却也没有一刻不活在揣摩和痛苦的炼狱中。这就是权力阶级禁锢文化的成功所在。
当历史迈进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继续灌输国人，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文化禁锢引发了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致使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爆发。由此，在中国文人中分裂出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文化人。这场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在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人的推动下，鲜明地提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其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地抨击。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了五四运动的先导。
虽说，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禁锢从表面上看似荡然无存了，但其统治者的禁锢思维与手段依存。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从而引发了一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致使所谓的“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蒙上了禁锢色彩。而后，这场“革命”的性质迅速被转变成残酷的政治与文化的清洗，最终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大悲剧。据保守的估计，在这场“文化”革命运动中，被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达到一亿人以上，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因而，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几乎给中国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苦难。
虽然，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就文化发展而言，不可否认的是一场对文化专制的复辟运动，其禁锢手段的残酷举世无双。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杰出人物有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上官云珠、严凤英、老舍、傅雷、马连良、容国团等一批文化界、艺术界、体育界精英。同时，还有姚桐斌、赵九章、萧光琰等著名科学家，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精英。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但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科学家，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死亡范围如此之广，实属罕见，史无前列。
其实，文化精英的参政议政思维本身就是单纯的，甚至是幼稚的。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忘了“专政”是前提。所以，冤死的人多少有些法盲。当然，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和无道，绝不是“无产者”的错，但政治文化是绝对的统治文化，不可能接受他人的说三道四。这一点至关重要。也许，统治者本想由“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新人类，但不幸的创造出“无产者到有产者的暴政”。就“无产者”严酷的文化禁锢和残酷的杀戮来说，其主要目的是来源于稳固政权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来源于统治者的集体性格。统治者的目的是口封读书人，欺骗体力劳动者，只要达到上智与下愚不变，社会与人就能安宁与安分。因为，建党建军建国的成功经验武装了统治者的大脑。所以，统治者要比单纯的文化人、卖苦力的人凶狠的多，手段更是反人类和暴虐无道。
以古为鉴，文化禁锢就是权力阶级修建的无墙监狱。当然，要是真无法禁锢了，杀戮更为血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权力阶级会自觉自愿地认为自己是没落的，更不会怜惜子民。即便自己突发脑溢血了、脑血栓了、脑瘫了，也从不会想到子民的利益，更别说什么国家利益。所以，中国的改朝换代都是杀戮的、暴力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和平过渡，更不要说什么民主的实现。自古以来，权力阶级宣扬和期望自己的德行，这也只是给其豢养的洗脑师们一个维权的理由。虽然，洗脑师们也是有文化的，甚至是被加封的文化精英，但他们都是被豢养的，是体制中的雇工。而这些人为此卖力的原因，誓静致芳自赏的把自己当成了权力阶层的一份子，自觉自愿的被权力阶级包养，充当职业操守。这点毋须批判，也不必辱骂，因为这些人活得也不容易，毕竟洗脑师们也是先被洗脑的一族。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里，因为社会文化的潜流首先是情大于法，这才使得禁锢文化的手段如鱼得水。即便历代的法典和教科书赋予我们的是法大于情，但理想而脱离实际的美好事物，自觉的接受着“情大于法”这条习以为常的规则。从而导致禁锢文化演变成自身内耗、愚昧国民、玩弄人际、束缚性格、封杀言语、说教观念、吹嘘经历的洗脑之事如日中天。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统治者极力地宣扬国人小生活的生存理念，压制国人大生活的社会个性，使得国人在生活志趣上小念头、小个性、小情趣、小追求等小愿望。嗜求小成本的生活，嗜物安家不可无；乐于小成本的生意，吆喝兜售乐开心；憧憬小成本的爱情，婚姻大事不可轻；小快乐，蝇头小利美滋滋；小心愿，装饰脸面充富贵；小社会，不比本事论关系等等小之。
断言地说，文化禁锢更使得国人自卑又自大。我们只要谈及自己的文化，总是用“博大精深”来自诩，论道他人又总是找出“偷奸取巧”的理由。这种狭隘与矛盾，不断充实着花大钱注重小生活，花大力气表现小伎俩，花大心事获取小智慧；排斥先进又追求时尚，吸收外来又占为己有，自恋自己又痛骂世道；说到与说不到两道三科，得到与得不到心情炯然，做到与做不到理由十足。这些既是压制所致，又是禁锢而生，而最可悲地就是文化禁锢后所患的梦想症，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性的瘸腿病，这种瘸腿就表现在自然科学上。因为，自然科学具有一种平等性，不存在什么权威可以凭自己的身份、地位再来观察苹果落地。所以，中国人梦想总是多于理想，理想就是人上人，人治人和人玩人。可以说：文化禁锢就是政治家颠过来倒过去研究的统治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