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哪位作家或思想家能够像鲁迅一样，如幽灵般长久地盘旋在我们学生时期的文学记忆、当下前沿性的论争领域和关涉到民族文化精神的讨论之中。
不久前，许知远有机会到访了日本仙台，在那里，鲁迅仍被视为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枢纽、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现在的仙台是一个很寂寞的城市”，而令许知远好奇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独自留学异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说起全日本可能有两个地方，提起它们的名字就会给人——至少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其中一个是马关，现在叫下关，马关就是当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马关条约》的地方。而且它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息息相关。你可以说整个中国堕入历史的谷底，或者说整个中国开始觉醒的一刻，都是跟 1895 年的《马关条约》直接相关。
除了马关之外，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仙台。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仙台看看它什么样子，这次有机会去了，回到酒店就迫不及待地从楼上冲下去想感受一下仙台的气味，它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我对日本的印象是所有的地方，不管是东京、大阪，还是京都，到夜晚的时候永远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吃宵夜，去体会东亚式的热闹、喧闹和温暖，结果仙台给我的感觉就是冷清，特别冷清。
瞭望仙台城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居酒屋，在里面吃东西，整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气氛很奇怪，像到了丹东或者延边，是一种边境的冷和疏离的感觉，因为属于东北地区了，人看上去很质朴。所以它给我最初的感觉是寒冷的、萧瑟的。
第二天出门去东北大学找一些关于鲁迅的资料的时候，觉得整个仙台对我来说像一个欧洲的小城或北美的小城，它有很多枫叶、各种颜色的树，街道宽宽的，不像日本不同城市的市民文化。到了夜晚 7 点钟的时候，很多店铺就关门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屋里面。所以它的整个节奏感和我想象的日本完全不同，它更像一个欧洲式的节奏。
我还去了鲁迅读书的地方，参观了他的纪念馆。他当年写藤野先生上解剖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还在，我在阶梯教室里坐了坐，跟当地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聊天，这所大学过去由医学院慢慢升级为东北大学，鲁迅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它最著名的校友之一，学校里面有鲁迅的雕像、有他专门的纪念馆。那间阶梯教室也是学校里最重要的历史陈迹，也叫“鲁迅的阶梯教室”。他们认为鲁迅是理解或者说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东北大学校园内的鲁迅纪念馆
我也去了鲁迅过去住过的房子，他在文章里写到的给监狱做伙食的那间房子也还在。但那房子是后来重建的，一个木质的房子，因为二战的时候仙台都被炸光了。还有他住的房子后面，那条挺安静的广濑川，我想当年鲁迅也在岸边散步吧，藤野先生的房子就在一个转角处。
现在仙台就是一个很寂寞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想是一种孤独、疏离，然后也是自我反省的一种感觉。
鲁迅（1881 年 9 月 25 日－1936 年 10 月 19 日），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
读大学之后，在北大，我们的校徽就是他设计的。他那句“北大总是维新的，总是要反抗黑暗的”，就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发现北大其实早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既不新，也没有反叛精神。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对他有很强的排斥感，我想很多人都有。当一件事物不管它多么美好，总是强制灌输给你的时候，你都会对它产生天然的反抗。但不管反抗有没有，鲁迅的仙台却永远地刻在我们脑子里面了。
我想当年鲁迅在仙台也是有点迷幻、迷幻式的，他觉得东京的留学生太多了——清末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他们大部分都在东京。他们在东京获得了某种自由，既有一些人成为了激烈的革命者，一些人成为保皇党，另外一些人成为游手好闲的人，但都脱离了家乡的束缚。
但鲁迅可能对这种激烈的生活不感兴趣，他一个人到了仙台。他选择学医学，我想那是很多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清朝时期，现代化的思想和知识系统中，医学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能被当地人迅速接受的有效科学。
去了很多地方，我却没跟这个老师谈论鲁迅在仙台时的屈辱感。我把仙台想成了一个鲁迅的自我寻找之地。
当我们讨论鲁迅为什么会弃医从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与解释，日本的学者也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仙台之行却让我对鲁迅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他的思想转变，他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反抗者、批评者和异端的形象，但他这样的一个异端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他的心态发生了哪些转变，他在每个阶段吸收的知识、思想的冲击到底是什么，他的思想的成长与他背后的政治变化、社会变化又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
1909 年，鲁迅（右一）在东京蒋抑危病室
就比如说，我想知道他在仙台到底读了哪些书。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明治维新晚期的日本，是一个帝国迅速扩张的日本，也是一个整个社会越来越极端化的日本，而且日本又是一个西方的各种思想的传播地和中转站，这么一个地方对他的个人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那天我突然产生了非常多新的好奇，我想把他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看待，或许将来我有机会去写一本关于鲁迅的传记，算是我们这代人对于鲁迅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及其代表的思想方式的一种新的时代回应吧。所以我在仙台有很多崭新的收获，而且这种收获不是思想上，而是一种感受上的。希望将来有机会我带着这种感受重新回到仙台。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誓静智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先生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持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藤野先生修订过的讲义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誓静贮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讽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木仓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木仓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木仓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不久前，许知远有机会到访了日本仙台，在那里，鲁迅仍被视为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枢纽、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现在的仙台是一个很寂寞的城市”，而令许知远好奇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独自留学异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以下为第四十五站《艳遇图书馆》文字节选）
【邂逅之城：仙台】
“它的整个节奏感和我想象的日本完全不同”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熟悉，但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地方，仙台。说起全日本可能有两个地方，提起它们的名字就会给人——至少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其中一个是马关，现在叫下关，马关就是当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马关条约》的地方。而且它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息息相关。你可以说整个中国堕入历史的谷底，或者说整个中国开始觉醒的一刻，都是跟 1895 年的《马关条约》直接相关。
除了马关之外，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仙台。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仙台看看它什么样子，这次有机会去了，回到酒店就迫不及待地从楼上冲下去想感受一下仙台的气味，它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我对日本的印象是所有的地方，不管是东京、大阪，还是京都，到夜晚的时候永远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吃宵夜，去体会东亚式的热闹、喧闹和温暖，结果仙台给我的感觉就是冷清，特别冷清。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居酒屋，在里面吃东西，整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气氛很奇怪，像到了丹东或者延边，是一种边境的冷和疏离的感觉，因为属于东北地区了，人看上去很质朴。所以它给我最初的感觉是寒冷的、萧瑟的。
第二天出门去东北大学找一些关于鲁迅的资料的时候，觉得整个仙台对我来说像一个欧洲的小城或北美的小城，它有很多枫叶、各种颜色的树，街道宽宽的，不像日本不同城市的市民文化。到了夜晚 7 点钟的时候，很多店铺就关门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屋里面。所以它的整个节奏感和我想象的日本完全不同，它更像一个欧洲式的节奏。
我还去了鲁迅读书的地方，参观了他的纪念馆。他当年写藤野先生上解剖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还在，我在阶梯教室里坐了坐，跟当地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聊天，这所大学过去由医学院慢慢升级为东北大学，鲁迅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它最著名的校友之一，学校里面有鲁迅的雕像、有他专门的纪念馆。那间阶梯教室也是学校里最重要的历史陈迹，也叫“鲁迅的阶梯教室”。他们认为鲁迅是理解或者说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我也去了鲁迅过去住过的房子，他在文章里写到的给监狱做伙食的那间房子也还在。但那房子是后来重建的，一个木质的房子，因为二战的时候仙台都被炸光了。还有他住的房子后面，那条挺安静的广濑川，我想当年鲁迅也在岸边散步吧，藤野先生的房子就在一个转角处。
现在仙台就是一个很寂寞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想是一种孤独、疏离，然后也是自我反省的一种感觉。
【艳遇大师：鲁迅】
鲁迅像一个符号，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地方
从五几年以后，鲁迅可能是一个最为经典的作家，不管是在禁止各种书籍的文革时代，还是之后更开放的各种书籍涌来的新时代，鲁迅就像一个非常顽固的符号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地方。小时候要读他的各种课文，他那些半白不文——因为他是白话文的开创者——那些崭新的语言方式，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拗口的方式，但是你要背诵这些课文。读大学之后，在北大，我们的校徽就是他设计的。他那句“北大总是维新的，总是要反抗黑暗的”，就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发现北大其实早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既不新，也没有反叛精神。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对他有很强的排斥感，我想很多人都有。当一件事物不管它多么美好，总是强制灌输给你的时候，你都会对它产生天然的反抗。但不管反抗有没有，鲁迅的仙台却永远地刻在我们脑子里面了。
【邂逅之音：Age of Self】
“自我的年代”
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叫《Age of Self》，自我的年代。我很喜欢这个歌名，来自英国的一个歌手，Jono McCleery，有点迷幻的、梦幻式的。我想当年鲁迅在仙台也是有点迷幻、迷幻式的，他觉得东京的留学生太多了——清末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他们大部分都在东京。他们在东京获得了某种自由，既有一些人成为了激烈的革命者，一些人成为保皇党，另外一些人成为游手好闲的人，但都脱离了家乡的束缚。
但鲁迅可能对这种激烈的生活不感兴趣，他一个人到了仙台。他选择学医学，我想那是很多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清朝时期，现代化的思想和知识系统中，医学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能被当地人迅速接受的有效科学。
1903 年 3 月，鲁迅留学日本时所拍的照片
我在仙台呆了一天，和我的日本朋友到处乱逛，我们俩聊了很多事情，甚至看了鲁迅当时看到的幻灯片，我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幻灯片里面没有鲁迅所描绘的那一张，就是中国人因为为俄国人做间谍被杀头的那一张。那一张可能是鲁迅看当地报纸的时候想象出来的，或者记忆失误所想象出来的一张幻灯片。去了很多地方，我却没跟这个老师谈论鲁迅在仙台时的屈辱感。我把仙台想成了一个鲁迅的自我寻找之地。
当我们讨论鲁迅为什么会弃医从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与解释，日本的学者也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仙台之行却让我对鲁迅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他的思想转变，他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反抗者、批评者和异端的形象，但他这样的一个异端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他的心态发生了哪些转变，他在每个阶段吸收的知识、思想的冲击到底是什么，他的思想的成长与他背后的政治变化、社会变化又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
就比如说，我想知道他在仙台到底读了哪些书。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明治维新晚期的日本，是一个帝国迅速扩张的日本，也是一个整个社会越来越极端化的日本，而且日本又是一个西方的各种思想的传播地和中转站，这么一个地方对他的个人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那天我突然产生了非常多新的好奇，我想把他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看待，或许将来我有机会去写一本关于鲁迅的传记，算是我们这代人对于鲁迅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及其代表的思想方式的一种新的时代回应吧。所以我在仙台有很多崭新的收获，而且这种收获不是思想上，而是一种感受上的。希望将来有机会我带着这种感受重新回到仙台。
【旅途荐文：藤野先生】
到了仙台，鲁迅的语言魅力和他细致描绘的景象才真正浮现了出来
我来读下这篇我们每个人都学过，但可能从来都没有好好读过的课文《藤野先生》。读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感受，这是小学课文还是中学课文？去了上野、去了仙台之后，真实地到了那个地域，那些语言的魅力，那些鲁迅细致描绘的景象才真正浮现了出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誓静智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持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誓静贮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讽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木仓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木仓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木仓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