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晚都做梦，相似的梦。没有什么像梦这般，可以让我回到过去，回忆也不能够，它太过真实，倔强的理智会冲淡另外一种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梦是我们通达过去的唯一暗道。
又一次，我梦见同旧亲故友攀谈，就站在故乡的打麦场上。一切都是旧的——旧的人，旧的事，旧的寒暄和旧的叹息，一词一句都是老样子老腔调。仿佛那个场景只是被就地封存，只消我在梦里呵一口气就能接续。紧接着我看到旭日东升，整个村子被缓缓点亮，笼罩在一片金光之中。高耸的白杨树，朽塌的柴草垛，破旧的茅草房顶，以及所有的人和他们的言谈，统统凝固，被镀上一层古旧的金色，即便在梦里也让我有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我甚至来不及告别，转身就往山上跑，就像年少时追赶野兔那样。我想在故乡被阳光完全照透之前看它一眼——只要一眼就行。我知道，一旦被阳光照透，所有的一切就会还原成本来的样子，肮脏的变回肮脏的，杂乱的变回杂乱的，那些故事的结局再也无法更改，那些龌龊的旧事统统被揭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跑啊跑，我的腿也还是年轻时候的腿，它们不知疲乏，像一匹野马踏起许多尘埃。我看到了想要看到的东西，比想象中的还要壮美，尽管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瞬。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马是什么，是游气，还是只是野马？尘埃呢，是挣脱不掉的凡尘俗世，还是电石火光的刹那芳华？
一个梦也能点燃往日的情景。前年冬天，因为想要实地察看一下包虫病（一种寄生虫病）的防治情况，我们计划去一趟四川甘孜的石渠县。那是个极偏僻的所在，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县城（4200米），以致被人们称为“太阳部落”和“生命禁区”。当地的同志甚至建议我们开春以后再去，一旦大雪封山，路就行不通了。几经斟酌权衡，我们还是决定趁着天气晴好时走一趟。由于距离成都和甘孜路途遥远，我们只得先飞西宁，再转飞玉树，之后又驱车三个小时才到达那里。
那是一次紧张而又缓慢的行程。我们一边急匆匆赶路，一边又不得不放慢所有的动作以减轻高原反应。我们显然不属于这里，这里也没有准备友好地接纳我们。深冬时节，枯草遍野，除了湛蓝的天空，一切都包裹在一层苍茫的金色之中。仿佛我是个迷途之人，误打误撞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沿途看到许多的野犬，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游荡，天地辽阔，它们毫不关心我们这些外来者，它们一定知道我们从不属于这里，也绝不会留恋这里，永远不可能同它们抢夺地盘。而那些红脸膛的藏民，他们保持着非常传统的藏传佛教信仰，因为不杀生，所以野犬越来越多，四处可见。包虫病很大一部分便通过这些野犬的粪便污染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再通过多种途径使人感染并深受其苦。
我们边走边听当地干部的介绍。在一个停留点上，上了年纪的妇女聚在一起讲她们的遭际，有的干脆掀起衣衫，露出干瘪的乳房和因病致畸的肚腹。很抱歉，我难以描述她们的表情，更无法抵达她们的内心世界，这种相隔比地理的相隔更加难以逾越。
我们在县政府简陋的食堂里吃午餐，大蒜的辛辣无法冲抵高原反应的不适感。我草草地吃了两口，便慢步踱到门口，看食堂主人的一双儿女，在门外的空地上欢腾跳跃，肆无忌惮地做着让我羡慕的动作。我听不懂他们的对话，却能感受到他们内心里的小小幸福。他们也是这方土地的主人，而我却是永远地置身事外。
如同一次狼狈地撤退，我们带着强烈的高原反应驱车离开。返回的路上，强烈的颠簸让我不得不跑到路边呕吐。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回到了玉树县城，但已不能吃下什么东西了。我强忍着不适喝下一点稀粥，便匆匆回到房间倒头而睡。
酒店配有弥散式集中供氧设施，翌日，头痛已不很明显。我拉开窗帘望出去，天还没有大亮，一切都还是沉睡的样子。窗户对面俨然是一个镇子的模样，不见有人走动，也没有人声，只看到袅袅的炊烟升起，像是替人同这个世界打的第一声招呼。此地的山比石渠县的高峻，举头便可望见木它梅玛山上那座红白相间的寺庙，那是玉树北部地区萨迦派的主寺——结古寺。我分不清是现实给予了我某种暗示，还是历史和演进的一种必然，我想象不出这片土地上会生长出其他不同的东西。
我们约定动身的时间还早，我得以有闲在这个早上尽情聊赖。我看到阳光像一把刷子，先是把一片金黄涂抹上山尖，之后又像是给山镶了一条金边。就像是预谋良久，我期待着阳光扑到结古寺的一刻，如同点燃一盏人间的烛火，激起世间所有的野马和尘埃。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像是一次神的旨意降临。我想我一定生来就喜欢这样的时刻，它是那样与众不同，没有亭午的热闹张扬，也没有黑夜的孤独离索。我总觉得那是命运的一种暗示，是神对人间的赏赐。
我在冷风里久久凝望。我想，那一刻会不会有人同我一样，也这样站在窗前，等待阳光将这个世界照亮。我仰望的结古寺的某个窗口，会否有一位年轻的阿卡，早早地打好酥油茶献于佛前，又燃点香灯，出神之际向我投来目光。也许，他不光看到了我的现在，也望见了我的过去。他看到许多年前，那个从遥远的故乡出发的人，一路风尘仆仆，七情缠身，六欲未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