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的时候，《邹忌讽齐王纳谏》已被纳入语文课本，故从中学时代起，邹忌其人就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不但敢于进谏，而且善于进谏。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说到"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从而指出"王之蔽甚矣"，让齐威王为之称"善"并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致使"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这篇短文，是从《战国策》中节选的。邹忌之谏也因了这篇短文，在当代广为传颂。这个邹忌，真诚、睿智，十分阳光。
同在《战国策》中，也记载着邹忌设局陷害田忌之事。因为嫉恨田忌战功卓著，便与公孙闬合计派人"操十金"冒充田忌之人前去占卜，问"三战三胜"的田忌"欲行大事"即谋王篡位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又密使人"执"此"卜者"为人证，坐实田忌企图谋反，使田忌百口难辩，"不能自明"。
这个邹忌，狭隘、下作，非常阴暗。
两个邹忌很难融为一体，读过《邹忌讽齐王纳谏》而只知邹忌之谏的人更是难以设想，如此阴险、卑鄙之事，竟然也会是那个真诚、睿智的邹忌之所为。百度百科评介邹忌，在肯定其"劝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革新政治，修订法律，选拔人才，奖励贤臣，处罚奸吏"，赞赏邹忌"大度、颇有君子风范"之后，也只是轻飘飘地提了一句"因担心相位不稳而置田忌于死地"。然其因妒忌而设局陷害田忌，终究不能与"大度"以及"君子风范"相称，也与"奖励贤臣，处罚奸吏"之为相悖，恰恰相反，倒正是"奸吏"之所为，造成的恶果，也绝不仅仅是害了田忌。
历史就这样无情地记载，并向后人展示着一个两面邹忌。
两面邹忌与"两面派"不同。"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邹忌"讽齐王纳谏"，当面与背后应该都是一致的。他既不会在群臣背后叫齐王不要纳谏，也不会在齐王背后叫群臣不要进谏；两面邹忌也与"伪君子"有别。"伪君子"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但邹忌"讽齐王纳谏"，嘴上说的，与他心里想的，实际做的，均无出入。以邹忌"讽齐王纳谏"来掩饰他之设局陷害田忌固然不当，以设局陷害田忌来否定他之"讽齐王纳谏"，同样不妥。邹忌设局害田忌之时，当的才是两面派与伪君子，才是现在说的那种"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的两面人，要不他也难以一时得逞。
与两面邹忌相似的，起码还有两面李斯，他上《谏逐客书》时，何其大义凛然，他要秦王赢政广纳人才，何其理足词胜，他因妒嫉而置韩非于死地，却又何其龌龊、卑劣！
人性之善恶，并存于一体，善恶博弈，此起彼落。这种博弈也叫"内心挣扎"。人性之善"起"时就有善行；人性之恶"起"时就有恶行。这种善与恶的博弈，也可以体现为事业心与名利心的较量，哪一种"心"占上风，就会有与哪一种"心"相应的行为出现。这种两面现象，人们通常以"人会发展变化"去诠释，其实，也不妨从"人性"的层面去剖析。
主张"性善"说的孟子，曾有人性的"四端"之说，叫做"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邹忌"讽齐王纳谏"，至少"羞恶之心"与"是非之心"是明显的。他以"患得患失"为羞耻，方才有此大义；他能明辨"王之蔽甚"之是非，方才有此睿智。那个时候，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利国利民，支配他之言行的，更多的是他的事业心。他敢于向君王进谏，本身就是立德；他对齐王说的那一番千古流传的话，本身就是立言；因为他的进谏，而使齐王称"善"纳谏，而使"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而使齐国国力渐强，"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则更是立功———如此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并"立"，在客观上，也为他带来诸多名利。
主张"性恶"说的荀子，曾有人性的"三好"之论，叫做"好利、好妒（疾恶）、好色（声色）"。邹忌设局陷害田忌，就是因为"好妒"（即妒田忌之功）与"好利"（即好权位之利），因为齐将田忌屡屡立功而担心自己相位不保，明摆着是名利心在起着作用。至于是否"好色"，暂且不论。他行此事之时，全然失去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一概都顾不上了。他的门客公孙闬为他打的是如意算盘：让田忌率兵攻打魏国，"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没有想到田忌三战三胜，邹忌自以为加大了对他的相位之威胁，遂有设局陷害之举。人最难看清的是自己，此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人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尤其是利欲熏心之时，极易使人失去理智，丧尽天良。"旁观者"的作用，在"当局者迷"之时也不可小觑。
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天使魔鬼之别，并非天生而然。世硕（孔门弟子）说的"人性有善有恶"，近于孔子的"性相近"；世硕说的"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类乎孔子的"习相远"。这种"养"和"习"，往往在人的内心挣扎善恶博弈之时体现出来，善多胜恶者，人称君子，或曰天使；恶多胜善者，人称小人，或曰魔鬼。
"多胜"不等于"全胜"，故被称为君子者，有时也可能会有小人之行；被称为天使者，有时也可能会有魔鬼之举，反之亦然。
如此知人，或许会多一分客观真实；如此知己，或许会多一分自我戒惕。
同在《战国策》中，也记载着邹忌设局陷害田忌之事。因为嫉恨田忌战功卓著，便与公孙闬合计派人"操十金"冒充田忌之人前去占卜，问"三战三胜"的田忌"欲行大事"即谋王篡位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又密使人"执"此"卜者"为人证，坐实田忌企图谋反，使田忌百口难辩，"不能自明"。
这个邹忌，狭隘、下作，非常阴暗。
两个邹忌很难融为一体，读过《邹忌讽齐王纳谏》而只知邹忌之谏的人更是难以设想，如此阴险、卑鄙之事，竟然也会是那个真诚、睿智的邹忌之所为。百度百科评介邹忌，在肯定其"劝说齐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革新政治，修订法律，选拔人才，奖励贤臣，处罚奸吏"，赞赏邹忌"大度、颇有君子风范"之后，也只是轻飘飘地提了一句"因担心相位不稳而置田忌于死地"。然其因妒忌而设局陷害田忌，终究不能与"大度"以及"君子风范"相称，也与"奖励贤臣，处罚奸吏"之为相悖，恰恰相反，倒正是"奸吏"之所为，造成的恶果，也绝不仅仅是害了田忌。
历史就这样无情地记载，并向后人展示着一个两面邹忌。
两面邹忌与"两面派"不同。"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邹忌"讽齐王纳谏"，当面与背后应该都是一致的。他既不会在群臣背后叫齐王不要纳谏，也不会在齐王背后叫群臣不要进谏；两面邹忌也与"伪君子"有别。"伪君子"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但邹忌"讽齐王纳谏"，嘴上说的，与他心里想的，实际做的，均无出入。以邹忌"讽齐王纳谏"来掩饰他之设局陷害田忌固然不当，以设局陷害田忌来否定他之"讽齐王纳谏"，同样不妥。邹忌设局害田忌之时，当的才是两面派与伪君子，才是现在说的那种"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的两面人，要不他也难以一时得逞。
与两面邹忌相似的，起码还有两面李斯，他上《谏逐客书》时，何其大义凛然，他要秦王赢政广纳人才，何其理足词胜，他因妒嫉而置韩非于死地，却又何其龌龊、卑劣！
人性之善恶，并存于一体，善恶博弈，此起彼落。这种博弈也叫"内心挣扎"。人性之善"起"时就有善行；人性之恶"起"时就有恶行。这种善与恶的博弈，也可以体现为事业心与名利心的较量，哪一种"心"占上风，就会有与哪一种"心"相应的行为出现。这种两面现象，人们通常以"人会发展变化"去诠释，其实，也不妨从"人性"的层面去剖析。
主张"性善"说的孟子，曾有人性的"四端"之说，叫做"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邹忌"讽齐王纳谏"，至少"羞恶之心"与"是非之心"是明显的。他以"患得患失"为羞耻，方才有此大义；他能明辨"王之蔽甚"之是非，方才有此睿智。那个时候，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利国利民，支配他之言行的，更多的是他的事业心。他敢于向君王进谏，本身就是立德；他对齐王说的那一番千古流传的话，本身就是立言；因为他的进谏，而使齐王称"善"纳谏，而使"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而使齐国国力渐强，"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则更是立功———如此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并"立"，在客观上，也为他带来诸多名利。
主张"性恶"说的荀子，曾有人性的"三好"之论，叫做"好利、好妒（疾恶）、好色（声色）"。邹忌设局陷害田忌，就是因为"好妒"（即妒田忌之功）与"好利"（即好权位之利），因为齐将田忌屡屡立功而担心自己相位不保，明摆着是名利心在起着作用。至于是否"好色"，暂且不论。他行此事之时，全然失去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一概都顾不上了。他的门客公孙闬为他打的是如意算盘：让田忌率兵攻打魏国，"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没有想到田忌三战三胜，邹忌自以为加大了对他的相位之威胁，遂有设局陷害之举。人最难看清的是自己，此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人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尤其是利欲熏心之时，极易使人失去理智，丧尽天良。"旁观者"的作用，在"当局者迷"之时也不可小觑。
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天使魔鬼之别，并非天生而然。世硕（孔门弟子）说的"人性有善有恶"，近于孔子的"性相近"；世硕说的"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类乎孔子的"习相远"。这种"养"和"习"，往往在人的内心挣扎善恶博弈之时体现出来，善多胜恶者，人称君子，或曰天使；恶多胜善者，人称小人，或曰魔鬼。
"多胜"不等于"全胜"，故被称为君子者，有时也可能会有小人之行；被称为天使者，有时也可能会有魔鬼之举，反之亦然。
如此知人，或许会多一分客观真实；如此知己，或许会多一分自我戒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