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把知识版权、发行、创作上的雷区都踩了
近日，网友“出品人布衣翁”发表微博，内容显示，武汉光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诉电影《后来的我们》“不正当竞争”，导演刘若英以及制片方被列入被告人名单，索赔金高达7000万元。据《后来的我们》的片方回应，原告方与被告方的争执点主要在于影片内容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影视行业当中，由于创作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誓静重注的重点。《后来的我们》在“锁场退票”风波后，再次因为疑侵权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影视寒冬中，如何选择好创作内容，保证自己的创作权益，让影片走上良性的发行道路，《后来的我们》都有着警示价值。
17个被告、赔款7000万,是碰瓷还是侵权？
据“出品人布衣翁”的微博内容，武汉光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一气之下将《后来的我们》的导演刘若英、制片人叶茹婷以及背后的15家出品公司，总共17个被告推上法庭。光案件的受理费就高达近40万元。而其实早在《后来的我们》上映后的2018年5月22日，原告方就曾起诉被告，但因为“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被撤回诉讼。这一次，原告方不仅准备好了高额的诉讼费，甚至不顾“碰瓷”舆论直接网络开怼。
该案件主要有两个重要信息点：首先是，原告方已经通过索尼公司购买了刘若英歌曲《后来》的电影改编权。但是，刘若英和团队最后创作了《后来的我们》，疑似对《后来》这个IP构成侵权；其次，原告方曾将《后来》的剧本和策划案，都发给过刘若英及其经纪人叶茹婷，并想聘请刘若英担当导演。但是最后刘若英是《后来的我们》的导演，叶茹婷则是该片的总策划和总制片人，疑似该片抄袭了原告方的创意。
但是针对该网友的侵权指责，刘若英方则对侵权一事做出细致回应。主要信息是，《后来的我们》是根据刘若英早年的小说《过年，回家》改编而成，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我的不完美》一书中（ISBN：9787532134656），而该书的著作权归刘若英所有。
虽然事情的真相还有待法律去公正，但从搜集的信息来看，是碰瓷还是侵权，抑或是另有隐情都还值得再观察。
原告方根据刘若英歌曲改编的电影名叫《后来.懂得如何去爱》于2015年2月在广电总局备案，该片的主题是围绕80后一代人的感情、价值及人生来写的。一代人有一代的人的青春故事，本剧从开始到结局只想完整呈现出一个真挚的感情故事。
而虽然刘若英方称电影《后来的我们》改编自其短篇小说《过年，回家》，但其实《过年，回家》其实是一篇2000余字的书信体的小说，与影片《后来的我们》的内容相比，其实改编了很多。
影片《后来的我们》备案时间在2017年3月，故事梗概是——小晓和见清是同乡，他们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相识。机缘巧合之下，小晓在见清家吃了一顿年夜饭，从那之后，小晓和见清的命运便纠缠在一起：恋爱、分手、错过、重逢……后来的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从立项的时间点来看，原告方的《后来.懂得如何去爱》确实要早于《后来的我们》，但从提交给电影局的故事梗概来看，两部电影在内容上则是完全不同。而且根据网络信息显示，《后来.懂得如何去爱》曾在2017年7月5日正式举行了签约仪式，可见，这是一个成熟度很高的项目，如其所说的邀请刘若英当导演等信息确实存在可能。
如果按照原告方已购买《后来》歌曲的版权使用授权，按照我国的《中国音乐著作权管理与诉讼》和行业规定，那确实可以对《后来》这首歌曲进行使用，但至于《后来的我们》是不是在剧情内容上抄袭被告方这一点，还得等法院对剧本进行专业比对后才会有结果。
风波不断，直指“不正当竞争”,电影产业的哪一环来背锅？
刘若英确实如爆料人所说的一样凭借《后来的我们》赢得了13.61亿元的票房，成为国产电影女导演中票房最高的一位，赚得盆满钵满。在刘若英方的回复当中第三点提到：《后来的我们》在创作、策划、发行等环节均依法合规，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其实影片自上映起也风波不断。
作为“五一档”的中小体量影片，《后来的我们》预售便破亿，在当时被看成誓静助产文艺片的崛起。但在4月28日，微博账号“电影票房”发布消息称，《后来的我们》疑似出现票房“注水”行为，遭到大面积退票。29日凌晨，出品兼发行方猫眼发布声明，称平台遭到了恶意刷票，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约1300万元票房，且恶意刷票订单集中在19.9元特惠票等，导致最后万达、猫眼等相关购票平台都陆续关闭了退票功能。
而从猫眼这一渠道所遭遇的情况来推算，整部影片出现恶意退票的票房金额可能高达2000万元左右，需要明确的是，这部分票房几乎都是预售票房。也就是说在1亿元多的预售中，这些票房占比将高达20%。
早在“锁场退票”事件发生之后，同档期影片《幕后玩家》等就纷纷发表声明，《尖叫直播》更是立即起诉《后来的我们》用不正当行为挤占院线排片，呼吁健康的产业生态环境，但最后都没有了下文。
以上声明中，一句“既是主办方，又是裁判和运动员”其实一语道破了《后来的我们》的出品方兼发行方，还是主要票务平台猫眼对于该片在市场层面的不合理作为。猫眼娱乐COO康利曾回应到，在一个商业环境里，大家应该投入更多的去在某个环节上创造核心价值，去提供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认为我们具有核心能力和优势，来推动这个环节继续完善和发展，比原有的一些模式和方法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然而康利所说的“创新”在事件爆发了半年后仍没有苗头。
虽然《后来的我们》的“退票”事件有可能与创作团队无关，但它也暴露出我国电影产业中的大问题，即产业的无序和结构失衡。当一方资本能够横跨影片创作的多个环节，那它就是在制造垄断，发动不公平竞争行为，会让影片本身、院线方给观众以失信的印象，进而让整个产业生态趋于畸形。
在美国，艺人经纪不能参与制作，院线公司不能参与发行和制作，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中，产业还没有完全成熟有序，一切都只能逐步摸索或者自律。不能说“锅”丢给产业链的一方，而是一部影片的上下游都应该为自己的任务负责。
创作方夯实了影片质量，自然会有“自来水”，而不用靠花式营销，结合今年《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前后的票房对比便更能洞察其中要义。而出品和发行方面更要有有关部门对垄断限制的监管。即使我国现在已经在推行《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但很多平台、影院也都有着自己的“潜规则”，这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
600亿已经不是梦，良好的产业生态才是重中之重。
经典歌曲IP、“前任”情怀,但为什么总是被诟病？
康利在答疑会中最让小官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通过与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的后台系统核对，《后来的我们》退票率比起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最高退票率影片还要高出0.6%。为什么一个传唱度很高的音乐IP，加上“前任”情怀打造的电影，会有这么高的退票行为呢？且一直饱受诟病呢？
纵观音乐IP衍生过来的电影，《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栀子花开》等也都不算IP改编中的上乘之作，且内容都是青春故事，虽投资风险较小，但同质化严重。且因为要依靠原歌曲的人气，所以会由原唱者来担当影片的主创，而其在电影制作上却并没有丰富的经验，又导致了影片内容和观感上的失败。
虽然市场上《前任》系列《失恋33天》《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都凭借“前任”情怀收获过很多观众的眼泪，但从票房和口碑上也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前任”电影都能叫好又叫座。
在《前任3》上映之前，当年有冯小刚的《芳华》和陈凯歌的《妖猫传》，后面两部电影都是资深导演的巨制，但市场反响都不及《前任3》，但是部分影评人认为《前任 3》是在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倒退。
但其实电影这种消遣方式下沉到非一线城市是大势所趋，而且好的电影市场是需要兼顾“阳关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不是强硬的要求达到一种“艺术群赏”的状态，做好垂直细分、打造圈层文化已是必然。纵观今年的电影市场，只要内容足够有特点，无论是主流意识色彩浓厚的《红海行动》、现实题材的《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港式类型片《无双》、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都会吸引到观众。
华谊兄弟副总裁叶宁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谈到，中国电影市场要更注重真实的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还要满足观众的双重需求，第一誓静舟众的外在需求，“就誓静舟众觉得有意思的事物，从未看到过、经历过的东西”；第二誓静舟众的内在需求，“以前的人物塑造太脸谱化了，现在的人物塑造要丰满扎实、有人性，不再是简单的表面化人物”。叶宁还表示：“满足观众双重需求，既是创作问题，也是营销问题，两个问题一脉相承。”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IP噱头、个人情怀、花式营销都是一戳即破的泡沫，市场和观众都开始注重版权和影片质量，掀开面纱后，影片成色几何，大家自有公断。同时，好的产业结构也亟待建立起来。
近日，网友“出品人布衣翁”发表微博，内容显示，武汉光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诉电影《后来的我们》“不正当竞争”，导演刘若英以及制片方被列入被告人名单，索赔金高达7000万元。据《后来的我们》的片方回应，原告方与被告方的争执点主要在于影片内容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影视行业当中，由于创作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誓静重注的重点。《后来的我们》在“锁场退票”风波后，再次因为疑侵权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影视寒冬中，如何选择好创作内容，保证自己的创作权益，让影片走上良性的发行道路，《后来的我们》都有着警示价值。
17个被告、赔款7000万,是碰瓷还是侵权？
据“出品人布衣翁”的微博内容，武汉光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一气之下将《后来的我们》的导演刘若英、制片人叶茹婷以及背后的15家出品公司，总共17个被告推上法庭。光案件的受理费就高达近40万元。而其实早在《后来的我们》上映后的2018年5月22日，原告方就曾起诉被告，但因为“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被撤回诉讼。这一次，原告方不仅准备好了高额的诉讼费，甚至不顾“碰瓷”舆论直接网络开怼。
该案件主要有两个重要信息点：首先是，原告方已经通过索尼公司购买了刘若英歌曲《后来》的电影改编权。但是，刘若英和团队最后创作了《后来的我们》，疑似对《后来》这个IP构成侵权；其次，原告方曾将《后来》的剧本和策划案，都发给过刘若英及其经纪人叶茹婷，并想聘请刘若英担当导演。但是最后刘若英是《后来的我们》的导演，叶茹婷则是该片的总策划和总制片人，疑似该片抄袭了原告方的创意。
但是针对该网友的侵权指责，刘若英方则对侵权一事做出细致回应。主要信息是，《后来的我们》是根据刘若英早年的小说《过年，回家》改编而成，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我的不完美》一书中（ISBN：9787532134656），而该书的著作权归刘若英所有。
虽然事情的真相还有待法律去公正，但从搜集的信息来看，是碰瓷还是侵权，抑或是另有隐情都还值得再观察。
原告方根据刘若英歌曲改编的电影名叫《后来.懂得如何去爱》于2015年2月在广电总局备案，该片的主题是围绕80后一代人的感情、价值及人生来写的。一代人有一代的人的青春故事，本剧从开始到结局只想完整呈现出一个真挚的感情故事。
而虽然刘若英方称电影《后来的我们》改编自其短篇小说《过年，回家》，但其实《过年，回家》其实是一篇2000余字的书信体的小说，与影片《后来的我们》的内容相比，其实改编了很多。
影片《后来的我们》备案时间在2017年3月，故事梗概是——小晓和见清是同乡，他们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相识。机缘巧合之下，小晓在见清家吃了一顿年夜饭，从那之后，小晓和见清的命运便纠缠在一起：恋爱、分手、错过、重逢……后来的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从立项的时间点来看，原告方的《后来.懂得如何去爱》确实要早于《后来的我们》，但从提交给电影局的故事梗概来看，两部电影在内容上则是完全不同。而且根据网络信息显示，《后来.懂得如何去爱》曾在2017年7月5日正式举行了签约仪式，可见，这是一个成熟度很高的项目，如其所说的邀请刘若英当导演等信息确实存在可能。
如果按照原告方已购买《后来》歌曲的版权使用授权，按照我国的《中国音乐著作权管理与诉讼》和行业规定，那确实可以对《后来》这首歌曲进行使用，但至于《后来的我们》是不是在剧情内容上抄袭被告方这一点，还得等法院对剧本进行专业比对后才会有结果。
风波不断，直指“不正当竞争”,电影产业的哪一环来背锅？
刘若英确实如爆料人所说的一样凭借《后来的我们》赢得了13.61亿元的票房，成为国产电影女导演中票房最高的一位，赚得盆满钵满。在刘若英方的回复当中第三点提到：《后来的我们》在创作、策划、发行等环节均依法合规，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其实影片自上映起也风波不断。
作为“五一档”的中小体量影片，《后来的我们》预售便破亿，在当时被看成誓静助产文艺片的崛起。但在4月28日，微博账号“电影票房”发布消息称，《后来的我们》疑似出现票房“注水”行为，遭到大面积退票。29日凌晨，出品兼发行方猫眼发布声明，称平台遭到了恶意刷票，退票数量约38万张，涉及约1300万元票房，且恶意刷票订单集中在19.9元特惠票等，导致最后万达、猫眼等相关购票平台都陆续关闭了退票功能。
而从猫眼这一渠道所遭遇的情况来推算，整部影片出现恶意退票的票房金额可能高达2000万元左右，需要明确的是，这部分票房几乎都是预售票房。也就是说在1亿元多的预售中，这些票房占比将高达20%。
早在“锁场退票”事件发生之后，同档期影片《幕后玩家》等就纷纷发表声明，《尖叫直播》更是立即起诉《后来的我们》用不正当行为挤占院线排片，呼吁健康的产业生态环境，但最后都没有了下文。
以上声明中，一句“既是主办方，又是裁判和运动员”其实一语道破了《后来的我们》的出品方兼发行方，还是主要票务平台猫眼对于该片在市场层面的不合理作为。猫眼娱乐COO康利曾回应到，在一个商业环境里，大家应该投入更多的去在某个环节上创造核心价值，去提供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认为我们具有核心能力和优势，来推动这个环节继续完善和发展，比原有的一些模式和方法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然而康利所说的“创新”在事件爆发了半年后仍没有苗头。
虽然《后来的我们》的“退票”事件有可能与创作团队无关，但它也暴露出我国电影产业中的大问题，即产业的无序和结构失衡。当一方资本能够横跨影片创作的多个环节，那它就是在制造垄断，发动不公平竞争行为，会让影片本身、院线方给观众以失信的印象，进而让整个产业生态趋于畸形。
在美国，艺人经纪不能参与制作，院线公司不能参与发行和制作，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中，产业还没有完全成熟有序，一切都只能逐步摸索或者自律。不能说“锅”丢给产业链的一方，而是一部影片的上下游都应该为自己的任务负责。
创作方夯实了影片质量，自然会有“自来水”，而不用靠花式营销，结合今年《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前后的票房对比便更能洞察其中要义。而出品和发行方面更要有有关部门对垄断限制的监管。即使我国现在已经在推行《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但很多平台、影院也都有着自己的“潜规则”，这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
600亿已经不是梦，良好的产业生态才是重中之重。
经典歌曲IP、“前任”情怀,但为什么总是被诟病？
康利在答疑会中最让小官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通过与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的后台系统核对，《后来的我们》退票率比起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最高退票率影片还要高出0.6%。为什么一个传唱度很高的音乐IP，加上“前任”情怀打造的电影，会有这么高的退票行为呢？且一直饱受诟病呢？
纵观音乐IP衍生过来的电影，《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栀子花开》等也都不算IP改编中的上乘之作，且内容都是青春故事，虽投资风险较小，但同质化严重。且因为要依靠原歌曲的人气，所以会由原唱者来担当影片的主创，而其在电影制作上却并没有丰富的经验，又导致了影片内容和观感上的失败。
虽然市场上《前任》系列《失恋33天》《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都凭借“前任”情怀收获过很多观众的眼泪，但从票房和口碑上也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前任”电影都能叫好又叫座。
在《前任3》上映之前，当年有冯小刚的《芳华》和陈凯歌的《妖猫传》，后面两部电影都是资深导演的巨制，但市场反响都不及《前任3》，但是部分影评人认为《前任 3》是在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倒退。
但其实电影这种消遣方式下沉到非一线城市是大势所趋，而且好的电影市场是需要兼顾“阳关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不是强硬的要求达到一种“艺术群赏”的状态，做好垂直细分、打造圈层文化已是必然。纵观今年的电影市场，只要内容足够有特点，无论是主流意识色彩浓厚的《红海行动》、现实题材的《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港式类型片《无双》、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都会吸引到观众。
华谊兄弟副总裁叶宁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谈到，中国电影市场要更注重真实的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还要满足观众的双重需求，第一誓静舟众的外在需求，“就誓静舟众觉得有意思的事物，从未看到过、经历过的东西”；第二誓静舟众的内在需求，“以前的人物塑造太脸谱化了，现在的人物塑造要丰满扎实、有人性，不再是简单的表面化人物”。叶宁还表示：“满足观众双重需求，既是创作问题，也是营销问题，两个问题一脉相承。”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IP噱头、个人情怀、花式营销都是一戳即破的泡沫，市场和观众都开始注重版权和影片质量，掀开面纱后，影片成色几何，大家自有公断。同时，好的产业结构也亟待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