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落成的何多苓美术馆建在成都三圣乡，这是成都人的小天地，有花，有茶，有食。近日“三圣乡花市即将拆除” 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在这个档口，离三圣花乡很近的何多苓美术馆被抢购特价花的成都人挤出了一丝烟火气，经过一路“寻花问柳”，《尚流TATLER》在这里与何多苓聊起了青春、衰老和那些他画过的女人们。
他只表达他自己
何多苓下乡的地方，在四川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他不迷信，但在彝人的生活状态中看到了天人合一，于是他便似乎也“天人合一”了。
1969年，何多苓在四川凉山州插队，图片提供：何多苓美术馆
一个晚上，何多苓独自在山上走，竟遇两只狼，站在前方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人二狼在月光下对视了一会儿，各自离开。说到这一幕，何多苓记忆犹新的是那画面中的狼背后的月亮。“我一点都不怕”，他说：“我很高兴，觉得这辈子能这么近距离地遇到狼是种荣幸。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和那个狼是一体的，你和它们是一种类型。”
1978年，何多苓（左4）与同学在四川美院，图片提供：何多苓美术馆
不难想象同样的故事在别人的版本中会被怎样描绘。但是当听过何多苓的版本，那些被他口中的星空、松涛和彗星填满的知青生活便合理了。如果说有什么造就了他知青经历的与众不同，那大概就是：何多苓是个会抬头看天空的人。
何多苓1984年创作的《1970年彗星与火把节之夜》
在他的画室墙角摆着一幅小画，是创作于1984年的《1970年彗星与火把节之夜》。“后面有个隐隐约约的斜杠，那就是彗星。”何多苓道。那颗彗星名为“班尼特彗星”，又称“1970年大彗星”，它曾那么明亮，被誉为“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然而在大家终日埋头苦干的生产队，人们不愿也不记得仰望星空，只有何多苓和另一个同学看到了它。那份美让这位艺术家在48年后的今天还在感慨：“宇宙的审美真是无处不在。地球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非常非常大的奇迹。”
何多苓80年代初创作的《春风已经苏醒》被认为是所谓“伤痕美术”的代表。艺术家80年代的作品如“山”一般结实厚重，以深受怀斯风格影响
在何多苓的创作中，他生活的片段被记录在作品之中，包括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虽然他1981年创作的《春风已经苏醒》被认为是所谓“伤痕美术”的代表，但在他看来，自己的创作更多是从个人微观世界的角度，把生活的经历，把隐秘复杂的内心历程投射在绘画创作中。他说，自己独特的地方大概就是“不从群体角度出发”。
何多苓《白衣彝女》1991年
何多苓与他画中的女人
画女性，画人体，贯穿何多苓创作生涯。前段时间他看了个电影，讲的是画家雷诺阿的晚年生活。因为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彼时雷诺阿只能坐轮椅。后来手也握不住笔了，只能拿胶带把画笔捆在手上作画。他画中曾经貌美的模特们，很多也已经成了中年妇女。她们推着雷诺阿，抬他去画画。何多苓觉得，那是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啊！
何多苓《落叶》
何多苓并不忌讳人体画中的“情色”所让人产生的“邪念”，然而他将这种“邪念”看作是一种健康的欲望，甚至是对对象的尊重。虽然也有人看到他画中的美女形象，觉得喜欢。但何多苓反而觉得不好。他认为，如果去描摹一个完美的形象，那和照片有什么区别呢？模特的不完美中流淌的真实个性，杂乱无章的树丛中藏匿的东西，那些才是何多苓孜孜以求的。那些美或许不具体，甚至有点“坏”，却是值得惊奇的。
翟永明曾经是何多苓人物肖像画中的女主角，她被誉为最美女诗人
就像翟永明，被誉为最美女诗人，然而她的美却也充满争议。她并不是美得不可挑剔，却让人过目不忘，美得有力度。他画了翟永明多年，每一幅肖像作品都为当年的记忆竖起了一座丰碑。何多苓说过，再美的风景都不及人物本身的微妙与精细，描绘人体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探索。
90年代的何多苓展开对生命的思考，《乌鸦是美丽的》是在1998年以彝人形象创作的作品。
问及何多苓：“当一个人把一件事情无限美化，也有可能是在下意识地去防御什么。包括您喜欢的文学、诗歌、音乐等。”
何多苓并不回避：“是的。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它们在生活中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让我可以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这算不算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逃避？”
何多苓《花园》。2000年以后，何多苓绘画技巧又一次变化；近期创作则可以“气”蔽之，“兔子系列”、“杂花系列”“俄罗斯写生系列”以及“水妖系列”相继诞生，作品逐渐体现了何多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顿悟和个人化语言自觉的回归，颜色也愈发浅淡随性起来。
他的笑中有谅解：“我觉得就是逃避。我喜欢‘逃避’这个词，它并不丢脸。积极的人会说勇于面对，有时候不敢面对或者不用面对岂不是更好吗？不然我们为什么需要诗，需要音乐，需要绘画？仅仅为了审美？我觉得还不是。它们是逃避人生中的一些太具体、太现实的东西的途径。”
何多苓美术馆
所以何多苓的画越来越远离“具体”走向“不可言说”，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合系统；他那些众所周知、堪比专业的爱好——诗歌、音乐等等——也都与“具体”没多大关系；即便乍看“具体”的建筑上的爱好，最开始也是从“不具体”的纸上建筑开始的。
何多苓《风》、《光》、《水》、《气》
支撑这些“不具体”的，恰恰是最为具体的技法的精进。何多苓有名言曰“技法即思想”，近些年，他尤其关注绘画中的笔墨的趣味和书写感，持续探索用中国国画的笔法和意境进行油画创作。
何多苓美术馆
从被印刷品中的怀斯式的厚重打动到如今对于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的推崇，他逐渐在创作中减少曾钟爱的文学和哲学因素，打造一种“由复杂性构成的单纯表面”，即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他写入文字的那片“我们来自其中，盲目前行，最终回归的白色。”
何多苓美术馆
何多苓的“白色”也落到了他的美术馆。填满建筑外墙的白色蔓延到室内，这里除了必要的功能性设施，再也没有更多的修饰，将极简发挥到了极致。去年美术馆开幕的时候，一件作品都没有摆，而是以“空”为主题，邀请大家来赏乐。在何多苓看来，“空”意味着“诞生”和“开始”，最美妙的瞬间；在翟永明眼中，“空是”留白，留意，留言，留感，也是无穷，无理，无好，无有。
再老就把自己藏起来
何多苓的微信头像是一位日本雕塑家做的小狐狸。问他为什么选这个头像，他答“好玩儿”，顺便又笑眯眯地欣赏了几秒小狐狸的表情。何多苓的贪玩儿和他的创作一样有名，当年的朋友们逐渐泡不动酒吧时，何多苓依然神采奕奕，忘年的酒友交到了八零、九零后。“零零后估计有点困难吧，可能会有代沟。”他说。
眼前的他，黑衣黑裤、黑色运动鞋。着急时跑上台阶，步子是矫健轻盈的，停下时呼吸仍平稳，底气仍十足，笑容仍笃定，唯有黑色卷发还因惯性微微颤动。他的视力停留在完美的1.5，听力也没有任何问题。在这样的蓬勃面前，任何对于固有定义中七旬老者的揣测都显得那么冒犯。
他说：“活的质量很重要。”偶尔见到需要借助行走器走路的老人，他便觉得悲凉。“总有那么一天，但是我真有那么一天啊，你就见不到我了。我就藏起来了。我这人有点怪的，我希望你们看到我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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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UOLIN
何多苓
/ 中国现代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他只表达他自己
何多苓下乡的地方，在四川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他不迷信，但在彝人的生活状态中看到了天人合一，于是他便似乎也“天人合一”了。
1969年，何多苓在四川凉山州插队，图片提供：何多苓美术馆
一个晚上，何多苓独自在山上走，竟遇两只狼，站在前方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人二狼在月光下对视了一会儿，各自离开。说到这一幕，何多苓记忆犹新的是那画面中的狼背后的月亮。“我一点都不怕”，他说：“我很高兴，觉得这辈子能这么近距离地遇到狼是种荣幸。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和那个狼是一体的，你和它们是一种类型。”
1978年，何多苓（左4）与同学在四川美院，图片提供：何多苓美术馆
不难想象同样的故事在别人的版本中会被怎样描绘。但是当听过何多苓的版本，那些被他口中的星空、松涛和彗星填满的知青生活便合理了。如果说有什么造就了他知青经历的与众不同，那大概就是：何多苓是个会抬头看天空的人。
何多苓1984年创作的《1970年彗星与火把节之夜》
在他的画室墙角摆着一幅小画，是创作于1984年的《1970年彗星与火把节之夜》。“后面有个隐隐约约的斜杠，那就是彗星。”何多苓道。那颗彗星名为“班尼特彗星”，又称“1970年大彗星”，它曾那么明亮，被誉为“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然而在大家终日埋头苦干的生产队，人们不愿也不记得仰望星空，只有何多苓和另一个同学看到了它。那份美让这位艺术家在48年后的今天还在感慨：“宇宙的审美真是无处不在。地球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非常非常大的奇迹。”
“宇宙这么大，
到现在为止，有证据的智慧生命就只有人。
而且这个宇宙，
我只承认它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没有人去感受它，
去研究它，这个宇宙也就不复存在了。”
/ 何 多 苓 /
何多苓80年代初创作的《春风已经苏醒》被认为是所谓“伤痕美术”的代表。艺术家80年代的作品如“山”一般结实厚重，以深受怀斯风格影响
在何多苓的创作中，他生活的片段被记录在作品之中，包括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虽然他1981年创作的《春风已经苏醒》被认为是所谓“伤痕美术”的代表，但在他看来，自己的创作更多是从个人微观世界的角度，把生活的经历，把隐秘复杂的内心历程投射在绘画创作中。他说，自己独特的地方大概就是“不从群体角度出发”。
何多苓《白衣彝女》1991年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可能这么了解。
我们都是个体，
我想的你永远不知道，你想的我也永远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世界的魅力。”
/ 何 多 苓 /
不从群体角度出发的何多苓，在作品中隐约透露出的神秘的寂静与忧郁的孤独气息，就像《白衣彝女》画面很满，然而意境苍茫。也像两部连环画作品《雪雁》和《带阁楼的房子》，表述了孤独男女之间不了了之的情节。世间的孤独从来就不是那么好解决，两个孤独的人，没有切合点，从而也没有强烈的情节可讲。何多苓与他画中的女人
画女性，画人体，贯穿何多苓创作生涯。前段时间他看了个电影，讲的是画家雷诺阿的晚年生活。因为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彼时雷诺阿只能坐轮椅。后来手也握不住笔了，只能拿胶带把画笔捆在手上作画。他画中曾经貌美的模特们，很多也已经成了中年妇女。她们推着雷诺阿，抬他去画画。何多苓觉得，那是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啊！
何多苓《落叶》
何多苓并不忌讳人体画中的“情色”所让人产生的“邪念”，然而他将这种“邪念”看作是一种健康的欲望，甚至是对对象的尊重。虽然也有人看到他画中的美女形象，觉得喜欢。但何多苓反而觉得不好。他认为，如果去描摹一个完美的形象，那和照片有什么区别呢？模特的不完美中流淌的真实个性，杂乱无章的树丛中藏匿的东西，那些才是何多苓孜孜以求的。那些美或许不具体，甚至有点“坏”，却是值得惊奇的。
翟永明曾经是何多苓人物肖像画中的女主角，她被誉为最美女诗人
就像翟永明，被誉为最美女诗人，然而她的美却也充满争议。她并不是美得不可挑剔，却让人过目不忘，美得有力度。他画了翟永明多年，每一幅肖像作品都为当年的记忆竖起了一座丰碑。何多苓说过，再美的风景都不及人物本身的微妙与精细，描绘人体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探索。
90年代的何多苓展开对生命的思考，《乌鸦是美丽的》是在1998年以彝人形象创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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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欧阳江河
为何多苓以彝人形象创作的《乌鸦是美丽的》
配诗《乌鸦和女孩》。诗的最后写道：
-
“ 我茫然地爱上了所有女人
却不爱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一颗心比加在一起的心更沉重
一只乌鸦比一大群乌鸦更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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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不丢脸问及何多苓：“当一个人把一件事情无限美化，也有可能是在下意识地去防御什么。包括您喜欢的文学、诗歌、音乐等。”
何多苓并不回避：“是的。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它们在生活中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让我可以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这算不算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逃避？”
何多苓《花园》。2000年以后，何多苓绘画技巧又一次变化；近期创作则可以“气”蔽之，“兔子系列”、“杂花系列”“俄罗斯写生系列”以及“水妖系列”相继诞生，作品逐渐体现了何多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顿悟和个人化语言自觉的回归，颜色也愈发浅淡随性起来。
他的笑中有谅解：“我觉得就是逃避。我喜欢‘逃避’这个词，它并不丢脸。积极的人会说勇于面对，有时候不敢面对或者不用面对岂不是更好吗？不然我们为什么需要诗，需要音乐，需要绘画？仅仅为了审美？我觉得还不是。它们是逃避人生中的一些太具体、太现实的东西的途径。”
何多苓美术馆
所以何多苓的画越来越远离“具体”走向“不可言说”，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合系统；他那些众所周知、堪比专业的爱好——诗歌、音乐等等——也都与“具体”没多大关系；即便乍看“具体”的建筑上的爱好，最开始也是从“不具体”的纸上建筑开始的。
支撑这些“不具体”的，恰恰是最为具体的技法的精进。何多苓有名言曰“技法即思想”，近些年，他尤其关注绘画中的笔墨的趣味和书写感，持续探索用中国国画的笔法和意境进行油画创作。
何多苓美术馆
从被印刷品中的怀斯式的厚重打动到如今对于密斯凡德罗“少即是多”的推崇，他逐渐在创作中减少曾钟爱的文学和哲学因素，打造一种“由复杂性构成的单纯表面”，即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他写入文字的那片“我们来自其中，盲目前行，最终回归的白色。”
何多苓的“白色”也落到了他的美术馆。填满建筑外墙的白色蔓延到室内，这里除了必要的功能性设施，再也没有更多的修饰，将极简发挥到了极致。去年美术馆开幕的时候，一件作品都没有摆，而是以“空”为主题，邀请大家来赏乐。在何多苓看来，“空”意味着“诞生”和“开始”，最美妙的瞬间；在翟永明眼中，“空是”留白，留意，留言，留感，也是无穷，无理，无好，无有。
再老就把自己藏起来
何多苓的微信头像是一位日本雕塑家做的小狐狸。问他为什么选这个头像，他答“好玩儿”，顺便又笑眯眯地欣赏了几秒小狐狸的表情。何多苓的贪玩儿和他的创作一样有名，当年的朋友们逐渐泡不动酒吧时，何多苓依然神采奕奕，忘年的酒友交到了八零、九零后。“零零后估计有点困难吧，可能会有代沟。”他说。
眼前的他，黑衣黑裤、黑色运动鞋。着急时跑上台阶，步子是矫健轻盈的，停下时呼吸仍平稳，底气仍十足，笑容仍笃定，唯有黑色卷发还因惯性微微颤动。他的视力停留在完美的1.5，听力也没有任何问题。在这样的蓬勃面前，任何对于固有定义中七旬老者的揣测都显得那么冒犯。
他说：“活的质量很重要。”偶尔见到需要借助行走器走路的老人，他便觉得悲凉。“总有那么一天，但是我真有那么一天啊，你就见不到我了。我就藏起来了。我这人有点怪的，我希望你们看到我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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