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转帖] 【真儒范仲淹】(1) 真正的大儒范仲淹：一生事迹（附：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景观）

【真儒范仲淹】(1) 真正的大儒范仲淹：一生事迹（附：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景观）
导语：
本系列【真儒范仲淹】介绍范仲淹的一生事迹，包括范仲淹的故居景观、故事组图等。本文是第1篇，详尽介绍范仲淹的生平与德行。文内配有许多范仲淹故居天平山的古迹景观。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范文正公祠，范仲淹坐像。上方悬有匾额“济时良相”、“学醇业广”。
*** *** ***真正的大儒范仲淹——范仲淹一生事迹
引言
范仲淹的一生展现出了一个学有所成的大儒的风范。在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毁灭殆尽的今天，现代人可以从了解范仲淹一生的所做所为入手，找到体认儒家文化的门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时而居乎？”——范仲淹

上图：范仲淹画像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谥号文正，祖籍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范仲淹一生居仁由义，力行所知所学，为百姓，为社会，为国家“诚意”、“正心”做实事，在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达德”上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的好友韩琦曾称赞他“前不愧古人，后可师来哲”，而金代元遗山则称颂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又孔子所称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现代人一般把范仲淹定位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慈善家，其实，无论用多少个"家"来描述，说的都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真正从实质上概括范仲淹的一生。范仲淹是一个儒家学问的大成就者，他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是他实践儒家学问所取得的成果。

上图：宋代范仲淹画像

上图：元代范仲淹画像

上图：明代范仲淹画像

上图：明代范仲淹画像

上图：清代范仲淹画像
志存天下 夙夜强学
范仲淹出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方健《范仲淹评传》）。在范仲淹出生后的第二年，范墉即不幸因病去世。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贫苦无所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服除后改嫁给在平江府（苏州吴县）做推官的淄州长山县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朱姓，名说。范仲淹从四岁至二十三岁这二十年里，作为朱文翰的养子曾随继父宦游过很多地方。景德初（1004），朱文翰任淄州长史，范仲淹随同继父在淄州上学。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十五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范仲淹二十岁那年，母亲看到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但他一无所乐，只想读书。

上图：山东邹平县长山镇范公祠大殿
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今西安）游学半年，寻师访友，增广见识。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时祥符记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在其别墅“倚高松，听长笛”，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周精于篆刻，屈对《易》有研究，且都琴艺高超。

上图：范仲淹书法手卷《道服赞》，小楷书8行，于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所作，纸本，纵34.8cm，横47.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为范仲淹传世唯一的墨迹，是范仲淹的好友“平海书记许兄”在新得道服后延请范仲淹写下的赞文。当时范仲淹在京师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年32岁。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
【提醒：有关范仲淹手书《道服赞》的赏析，以及范仲淹一生中与佛、道两家的缘分，早年曾与道士高人交往、抚琴谈易等故事，详文可见文末链接】
另据《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真宗）令陕西发廪振（赈）粜，旱故也"。大中祥符元年，范仲淹去关中这一年，正值陕西大旱，他一路上亲眼看到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人很多。
范仲淹游学关中回山东后，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长山县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他“画粥断齑”、“窖金遗僧”、“昼夜苦读”的故事发生这一时期。

上图：范仲淹于醴泉寺读书时“划粥断齑”的故事

上图：山东邹平县长山镇范公祠，正殿内东侧壁画“划粥断虀醴泉苦读”
醴泉寺南二里远的一僻静山洞，被后人称为“读书洞”，广为流传的“画粥断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有人把范仲淹的这段经历解释因太穷而不得不过苦日子，有人解释成为了“励志”自找苦吃，都有强牵附会之嫌。如果有在山野单独生活的经验，就会知道在单独一个人野外做饭相当麻烦又很费时，“画粥断齑”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

图为：范仲淹于醴泉寺读书时，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


上图：范仲淹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就这样吃了三年（365x3=1095天）

上图与下图：山东长山醴泉寺，范仲淹像（范仲淹曾于此处留下“划粥断齑”的事迹）

【提醒：再前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范仲淹“划粥断齑”的故事与组图，此处只做简要介绍，详文可查阅文末链接】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范仲淹二十三岁，因偶然事件得知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多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范仲淹深感身世的苦楚，含泪辞别母亲，身带一琴一剑离开长山外出求学。
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师从戚同文学习五经。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宋史》说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冬天读书疲惫，以冷水洗面提神，学校给的补助不够吃饭，每天喝稀粥，一般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却并不以此为苦，象孔子的高徒颜回一样安贫乐道。
他的一位学友看他常年吃粥，就送一些美食给他，范仲淹竟然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同学责备他漠视关心，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在山东醴泉寺读书时，就是将冷粥划成四块，早晚各两块，以此果腹（见前文））
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的生活是“凌晨一通舞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在六经寻乐”。范仲淹读书心无旁骛，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同学非常好奇，问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回答说：“日后再见，也未必晚。”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已经能够深入五经，在吟诗作文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源自上古的中国文化，经孔子之手修订整理之后形成《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六经，《乐经》已经失传，实际流传下来的只有五经，是中国文化的宝库。范仲淹一生精研《易经》和《春秋》，这是他成就功业的学识基础。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丵试，中榜成为进士，取得了以做官为政来造福天下的资格。
范仲淹出身孤苦，内心敏锐，青少年时期游历广泛，对天下苍生的疾苦感同身受。欧阳修评价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仲淹未中进士之前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同行的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

（▲提醒：看大图的方式——在图上单击拖拽一下）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忠烈庙大殿内，范仲淹彩塑坐像。上方所悬匾额“济时良相”为康熙皇帝南巡时所赐，表彰范仲淹的功绩；匾额“学醇业广”为乾隆皇帝南巡时所赐。赞美范仲淹学道醇厚，事业宽广。
（此图转载自：依山的天空）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忠烈庙仪门，里面供奉范仲淹彩塑坐像。
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离娄上》），援天下以道是儒者根本的志向所在，要以道援天下必须有深厚的学养。孔子提出的儒者的行为标准，第一条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席上之珍"是比喻深入六经所成就的学养，"夙夜强学"是成为一个儒者的基本条件，"待"之一字，强调儒者居仁由义，绝不苟且，道能行则尽心尽力，道不能行则守身自处。孟子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行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范仲淹从青年时代开始践行了儒家所提倡的圣贤之道，表现出超越了一般人的勤奋好学。

上图：登封嵩阳书院，范仲淹曾在此讲学
为政以德 直道而行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各种有利于百姓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范仲淹上书泰州知州张纶，建议急速修复捍海堰，以救万民之灾。当时有人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范仲淹回敬道："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也有人以筑海堰后难以排水，极易出现积潦而予反对。谁知张纶熟知水利，言道："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筑堰挡潮，利多弊少。"于是采纳了范仲淹建议，奏请朝廷批准，并命范仲淹负责修筑泰州捍海堰。宋代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兴筑海堰，时值隆冬，雪雨连旬，潮势汹涌，迫岸而来，兵夫因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而陷入泥泞中淹死二百余人。有人趁机上书朝廷，反对修堰，于是朝廷决定暂行停工，并派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到泰州查勘实情。胡令仪系河南开封人，曾于宋代淳化、至道年间 (990-997)任如皋县令，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察看后，胡令仪与张纶联名奏明朝廷，获准继续开工。天圣四 (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守丧。其间，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将捍海堰修成，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天圣五年(1027)，张纶负责捍海堰工程指挥，于当年秋施工，第二年春完成，前后历时四载，终将捍海堰修成。堰长25696.6丈(合 71公里)，堰基宽3丈(合10米)，高1丈5尺(合5米)，顶宽1丈(合3.3米)。堰成后受益显著，"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外出逃荒的两千余民户回归家乡，百姓得以安其生，农灶两受其利。
人们虽为主持完成工程的张纶立了生祠，但后人仍未忘记首倡和实际促成者范仲淹，从明代以后，人们即将阜宁至吕四的海堤统称为"范公堤"。修建公共工程本来是国家的义务，当时泰州的历任地方官不会不知道潮水对百姓所造成的灾害，但直到范仲淹上书才引起朝廷重视，足见范仲淹心怀黎民百姓，非一般官员可以比拟。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当时仁宗皇帝已经年满二十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仍然还由年逾花甲的刘太后（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刘太后养为己子）一手包揽。刘太后权欲之心很重，喜好作威福。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太后竟然要让仁宗皇帝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皇帝给太后叩头庆寿，是皇帝的家事，应该在后宫进行；前殿是皇帝与百官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帝和百官一起在此行家礼是败坏朝廷纲纪，会给后世树立恶劣的榜样。他因此上书朝廷，要求太后停止这一错误做法。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在帝制时代，宫庭内部的权力纷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官员介入其中是犯忌讳的。刘太后违背礼制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是"违宪"，以皇室的家事败乱国事，后果非常严重。刘太后所犯的错误官员们在心底都非常明白，但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害怕丢掉官位。
果然，范仲淹的"妄言朝政"让自己仕途折戟，他被贬离京城，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市一带）任通判（副长官），后来又被调往陈州（今河南淮阳）。范仲淹做了地方官之后，继续上书指陈他所看到的弊政。当时正在修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朝廷在陕西大量购买木材。范仲淹上书说："昭应、寿宁的天戒还不远，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民脂民膏，这种做法既不顺民心，又不合天意。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又上书说："太后宠幸的人由宫里下敕书拜官，不经过外朝群臣的讨论，这种做法并不是太平之政。"这些建议因太后把持朝政而不能实行，但仁宗从这些谏言中看出了范仲淹是一个忠臣。

上图与下图：范公陵园，范仲淹像

范仲淹年少时在山东长白山醴泉寺勤苦读书，每日煮粥两升，冷却后切为四块，撒上盐和菜末，早晚各食两块，以此果腹。后来，范仲淹游学于河南应天府书院，“五年之中未曾解衣就枕，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仲淹不苦也。”
仁宗久闻范仲淹的人品和学问，刘太后死后，在他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范仲淹回朝当任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仁宗不是刘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刘太后死后，很多人在仁宗面前揭刘太后的短处。中国帝王政治的理想是以孝治天下，仁宗放任官员胡乱批评刘太后并不妥当，会损及仁宗的孝行。范仲淹及时向仁宗进谏："太后受先帝真宗的遗命，劳心劳力帮助陛下十多年，人非圣贤，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能用太后所犯的小错把太后的德行全面抹杀。"仁宗听了之后说，他也很不忍心听这些闲话，下令宫内宫外不准再讲刘太后垂帘听政这十多年的往事。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放官仓救济灾民，禁止百姓因过度祭祀浪费粮食。他在赈灾期间奏请朝廷免除灾区百姓的税负，提出救济的十项办法。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因进谏阻止仁宗废郭皇后，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州。据史料记载，仁宗废郭皇后一事与吕夷简有关。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吕夷简在宫廷中的人脉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之后，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殿门前议定一策，准备第二天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范仲淹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赴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写下了：“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取法于《大学》只有“家齐”才能“国治”之意，作为第一家庭的帝王之家混乱，会对国家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只要道义能行于天下，高官厚禄无足轻重。

上图：苏州府学的范仲淹像赞
范仲淹到睦州梅城任知州后，他来到七里泷，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后裔，并下令在东台山麓为严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后裔的赋税和劳役，要他们管好祠堂事务，并亲自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颂扬严子陵的高尚情操。

上图：桐庐严子陵钓台，附近景致，位于浙江富春江畔（此处即睦州，睦州当时的别名是桐庐）
范仲淹重视教育，每到一地即创建书院，到睦州后也不例外，他在梅城庙学原址上创建睦州第一座书院，融庙学与书院于一体。
梅城位于新安江、兰江、富春江汇合处，背靠乌龙山，面对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南北相连接的堤坝，疏浚梅城西湖等水利设施。范仲淹在睦州虽然只有半年，但他体察民情，政绩颇佳，老百姓非常怀念这位正直的州官，先后在梅城修建"思范亭"、"思范坊"、"范公祠"等，纪念这位"内刚外和，所至有恩"的父母官。
半年之后，范仲淹被调离睦州，移知苏州。苏州当时洪涝成灾，百姓的田地不能耕种。范仲淹组织百姓疏导苏州境内的五条河流，引导太湖之水流归大海。因在苏州治水有功，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荣衔。随后又被调回京师，升为吏部员外郎，主管官员的考评，兼任开封府知府。范仲淹恪尽职守，认真调查之后发现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滥用私人，致使朝中腐败不堪。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仁宗，指出哪些官员是按正常程序升迁，哪些官员的升迁违背了制度，哪些官员的提拨是公事公办，哪些官员的提拨是私相授受，并建议仁宗，重要官员的任命不宜全权委托给宰相。如此一来，范仲淹得罪了宰相吕夷简。
有一天，群臣在朝廷上讨论建立都城之事，范仲淹提出："洛阳险固，而东京开封府处于四面临敌之地，太平时期适于居开封，如果国家有事，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所以应当逐步在洛阳储藏物资，修缮宫室。"仁宗问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吕夷简明知范仲淹说得有道理，但他对范仲淹心怀私愤，害怕范仲淹又在仁宗面前立下新功，故意敷衍仁宗说："范仲淹的提议是迂阔之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范仲淹从这件事上彻底看清吕夷简只是一个玩弄权术的奸臣，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势，从来就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里。范仲淹接连上了四道奏折给仁宗，痛陈朝廷的弊政，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吕夷简说："汉成帝因宠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酿成了王莽之祸。我担心现在也有张禹这样的人，败坏陛下您的法度。"吕夷简上书怒诉说："范仲淹离间君臣关系，在朝中勾结朋党。"从此之后，吕夷简把范仲淹当作危胁自身权势的敌人，彼此势不两立。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样的事虽然是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吕夷简借此机会从旁中伤，制造了牵连甚广的朋党案，范仲淹被贬为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时年四十七岁。

上图：范公陵园，范仲淹像
在范仲淹从开封府动身的时候，因朋党案已经牵扯了欧阳修等若干人，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敢去送范仲淹。不过，这时候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两个人却带了酒肉，一同到郊门外为仲淹践行。王质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侄子，他这次是抱病前来。别人问了他们为什么不怕，李纮说："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乃我之荣幸也。"王质也说："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这是当时的友情，邪不压正，还是有人敢于冒着被罢官的危险，为范仲淹的行为叫好助威。"范君此行，尤为光耀！"王质如是说，仲淹大笑："仲淹此行，已三光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并不介意。求仁得仁，此心无憾，在饶州官舍他写下了：“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已经是第三次被贬职，但心中的洒脱自在超过了云游天下的禅师们，人世间的荣辱不足挂齿，连边塞的山野老翁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典出《淮南子•人间训》）。
在饶州范仲淹结识了和饶州临近的池州建德县知县，也是大诗人的梅尧臣，两人互相赠诗唱和。范仲淹说："卓有梅圣俞，作邑郡之旁。"，梅尧臣则寄诗曰："山水香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称赞范仲淹的德行出众，众人皆沉醉于浮名浮利，唯独范仲淹不为名利所动。不过，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并非完全相同，梅尧臣给范仲淹写了《灵乌赋》，希望范仲淹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不多说就能稳坐高官，自由翱翔。（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兮无尔累。梅圣俞）范仲淹看后也回了一篇答《灵乌赋》，其中写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自己必须要直言上谏，绝对不会对弊政视而不见，苟且偷生。文中范仲淹还有一句，“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范仲淹精于《易经》，深得圣人之道，明白只有承担道义才是唯一能趋吉避凶的正道。当时和仲淹往来的还有曹修睦、庐山道士程用之、谢希深、黄灏等人。仲淹《游庐山诗》中写道："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仁者自有道义之乐，内心的逍遥自在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有私毫减损。
（古人重视研读易经。《三字经》里也将周易作为基本常识加以介绍）
范仲淹在饶州任职一年多，随后又先后被调往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任职。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来到越州任知州，他在越州大约17个月（即1038.11-1040.3）。越州当时还没有官办学校，他到越州后首先做的就是兴办府学。
他一到越州就急忙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李泰伯，诚恳地邀请他来越州讲学。李泰伯果然来了，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越州办学之风大兴，郡内"多自置学，聘名儒主之"。他离去后，越州人民建"希范亭"纪念他，又在亭前立一牌坊，牌坊上题"百代师表"，以褒扬他兴学之功。

上图：苏州府学（苏州碑刻博物馆）
（此图简介：上文写道范仲淹在越州兴办府学，而范仲淹在很多地方都曾办学，上图就是范仲淹在苏州办的府学。范仲淹在任苏州知州期间，捐出南园佳地建苏州府学，几年后，范仲淹把这种样式推荐给宋仁宗，经宋仁宗同意推广全国。自此，孔庙与官学结合，形成“左庙右宫”的学庙合一的格局。）
（此图转载自：我楚狂人的博客）
上图：苏州文庙，范仲淹塑像。
越州卧龙山（即今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凉堂，凉堂西面有一口久被堙没废弃的古井。范仲淹命人除去杂草，掏尽淤泥，发现古井"泉清"而"味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范仲淹把凉堂命名为"清白堂"，并特地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在"清白"两字上大做文章，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迁"，即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这不啻为当时贿赂成风的官场开出了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伸张了正气。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放生池附近的一口井
（说明：此图并不是上面《清白堂记》所提到的“越州卧龙山凉堂古井”）
（此图转载自：蓝田摄世界）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有一处景致：被誉为“吴中第一水”的白云泉
（此图转载自：蓝田摄世界）
越州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名人辈出，范仲淹到越州后，特别赏识的是范蠡和贺知章。对贺知章，他亦非常景仰。他一到越州，就去寻访贺知章的故居"天长观"，见故居破败不堪，命工役"度材而新之"，又特地刻上途中所得的徐铉作的序文，"以广游人之观采"。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时年三十三岁，锐意革新。此时，范仲淹因平定西北边境有大功，一时之间众望所归。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朝政，急切盼望他能拿出革新措施。这年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 "、"均公田"、"厚桑农"、"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意欲改革时弊、考核官吏、裁减闲冗。他提出的革新措施直接针对官僚权贵集团的特权利益，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攻击。庆历四年（1044年），西北边境告急，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到西北治理边防。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到边境后，范仲淹把百两黄金全部分给守边将士。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刚刚被西夏军洗劫，当时很多人都主张放弃这个地方。范仲淹修复麟州的旧堡寨，招回四处流亡的百姓三千余户，免去租税，把过去由官府专营的行业归还给百姓经营。又因商情困苦，奏请朝廷免除府州商税。在范仲淹的治理之下，百姓们逐渐从战乱之中恢复安定的生活。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官僚权贵对他的攻击越来越激烈，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位。在官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仁宗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他重新任命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邠州知州（今山西汾阳县）。范仲淹在朝中所主持的新政渐渐被停止。
范仲淹在邠州期间患了肺疾，在他的请求之下，朝廷调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任知州，兼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过了几年又要调他到荆南（今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带）任职，邓州百姓受惠于范仲淹的德政，拦住朝廷送调令的公使，坚决要留住范仲淹，范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得到朝廷准许。过了两年又被调到杭州（今浙江余杭县、杭州市），兼户部侍郎。过了几年又被调到青州（今山东诸城县）。在青州任职期间，因疾病加重，他请求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职，在离开青州前往颍州任职的路上病逝，时年六十四岁。

上图：杭州南宋古城

上图：范仲淹知杭州曾以工代赈、疏竣西湖

上图：杭州苏堤北宋时曾叫“范公堤”
范仲淹生病期间，仁宗常常派遣使者赐药慰问。范仲淹病逝之后，仁宗哀伤了很久，遣使慰问他的家人，御笔亲写一块碑竖立在他的墓道上，叫做"褒贤之碑"。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千古以来能被谥为"文正"的屈指可数，足见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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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范文正公忠烈庙”前的牌坊。（原立于范义庄前，毁于1966年代。在范仲淹千年诞辰的1989年重建）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高义园牌坊。（乾隆南巡时，因赞赏范仲淹云天高义，取唐杜甫“辞第输高义，观园忆古人”诗意而题“高义园”，遂以为园名）
孔子在《礼记•儒行》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宋史》评价范仲淹"三黜三光"，三次因纠正朝政的错乱，招致当权者的忌恨而被贬官。主持"庆历新政"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得罪了整个官僚权贵集团，让自己的仕途一直到晚年都不能摆脱奔波曲折。真正的儒者立身处世以符合道义为唯一标准，立得正，行得方，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不畏惧权贵，不顾惜身命。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政绩，无论是做管理百姓的地方官治理水患，还是做统率军队的将帅治理边患，他都以过人的才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关系国家大计的朝政，范仲淹的为百姓、为国家、为天下的公心与官僚权贵的自私自利水火不容，因此导致他所做的努力经常是以自己被罢官而告终。儒者的为政之道，只问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否符合道义，而不在意是否能取得预定的成效，因为居仁由义在于自己，而一项施政措施能否成功，很多时侯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够左右。
俭以养德 博施济众
范仲淹性情刚直，外表随和，性情至孝。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由于收入不高，生活相当节俭。后来虽然身居高位，俸禄非常丰厚，但他依然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平生"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家里除非有宾客来访，否则吃饭不以肉食为主菜，他自已和妻儿的衣食仅能维持温饱。一生两袖清风，在赴颖州（今安徽阜阳）上任的途中病逝之时，"殓无新衣，友人聚资以俸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借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去世后没有新衣服入殓，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他生前没有购置私宅，去世后家人没有地方住，官府在韩城借房屋给他们居住。临终前留下遗书，不许家人因私事占国家的便宜。范仲淹一生乐善好施，他的薪奉的大部份都用接济有急难的人，晚年在故乡买义田置义庄，作为范氏宗族和附近百姓的公共福利机构。

上图：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创办的苏州范氏义庄
他博爱众人，喜欢做好事，当时的士子大多出于其门下，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市井小民，还是穷乡僻壤的山野村夫，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去世的时候，四方听闻到消息的人都为他叹息。他为政以忠厚为本，爱护治下的百姓，在他所任职的地方，百姓们都能得到他的恩惠。邠州、庆州两地的百姓，包括归附的羌人，因感戴他的恩德，纷纷给他画像立生祠，以此来感念他。听到范仲淹已经病逝的消息时，羌人首领数百人到供有范仲淹画像的祠堂中哀悼，痛哭流涕尤如自己的父亲去世，斋戒了三天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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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范仲淹买义田置义庄，出自：《圣谕像解.20卷.清梁延年编.清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1681年》

上图：苏州范义庄（现景范中学）
范仲淹一生节俭持家，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对子女的家教也非常严格。他训子节俭办理婚事的故事，已经成了广为流传的佳话。次子范纯仁准备结婚，他觉得结婚是人生大事，父亲又是大官，于是就想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一些。正好他的大哥纯佑要进京办事，他便让长兄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父亲，并列了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让哥哥在京城采购。范仲淹看了购物清单后眉头紧皱，叹道：“我家历来清廉俭朴，岂能纵容后代如此奢侈！”于是提笔在购物清单上写道：“一人站着一人卧，两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回娇儿细琢磨。”嘱咐老大不要在京城买任何东西，只将单子退给弟弟，就会明白父亲的意思。范纯仁接过清单仔细琢磨，羞愧不已，于是改变原来的主意，决定节俭办婚事。原来，范仲淹的四句话是个字谜，谜底是个“俭”字（原繁体字“儉"）。

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下，范仲淹的儿子们个个都有父亲的风范，次子范纯仁最为出色。范纯仁一生廉俭，自布衣至宰相，始终如一，所得俸给，都用以扩展范氏义庄。宋史本传说他常训勉亲人子弟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又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可见范纯仁跟范仲淹一样，是一位品德崇高，律己甚严的人。
【提醒：有关范纯仁的故事，可查阅文末链接】

上图：元代范仲淹、范纯仁画像
范仲淹一生的义举非常多，这里略举二例以明之。
他被贬到浙江做地方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少路费，不能回乡。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他一首诗，并嘱咐道，"如果过关过卡有阻，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命次子范纯仁将俸禄五百斛麦子，用船运送回苏州老家。船过丹阳，纯仁上岸拜见父亲的老友石延年，得知石家正处在"三丧未葬，二女未适"的困苦之中。父母亡故，无钱办理丧事，已经困居丹阳二月余。两个女儿年岁已很大，还没有嫁出去。范纯仁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把五百斛的麦子都卖掉，把卖麦子所得的钱都给了石延年。石延年收了钱后，仍然愁容满面地说："还不能解决问题啊！"范纯仁索性就把他坐的那条船也卖掉，把卖船所得的钱全部给了石延年。范纯仁回京后把整个过程向范仲淹汇报，当说到五百斛的麦子都卖掉钱还是不够时，范仲淹急着问："为什么不把船也卖掉？"纯仁赶快告诉他船也卖掉了，范仲淹听了之后很高兴，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清朝乾隆帝南巡，三次到过天平山（范仲淹故居），并敕建"高义园"褒扬此事。
（此图转载自：依山的天空）
上图：天平山“高义园”牌坊。清朝乾隆帝南巡，三次到过天平山（范仲淹故居），并敕建"高义园"褒扬范仲淹与其子“卖船救济友人”的义举。高义园坊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
（此图转载自：悠哉游哉之走遍苏州的博客）
上图：民国9年（1920年）老照片：高义园牌坊（坊周边原有石栏）。为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首次南巡来到天平山，因感佩范仲淹德行御赐。三间四柱云冠冲天式白石牌坊，明间坊额碑题刻楷书“高义园”。

上图：天平山“高义园”厅堂。高义园共有四进，依山而筑，最后一进是高义园大殿，为歇山顶厅堂建筑，厅有三间，龙头屋脊，简朴庄肃。中悬有乾隆皇帝手书“高义园”盘龙金匾，“高义”两字取杜甫“辞第输高义，观园忆古人”句意而名，壁间嵌有御碑两块，上刻乾隆南巡御诗二首。
（此图转载自：悠哉游哉之走遍苏州的博客）
上图：天平山“高义园”厅堂，上方所悬“高义园”五龙金匾，为乾隆帝首次南巡来此时所题赐（现所悬为仿品，原金匾藏于苏州园林博物馆）

上图：天平山“高义园”厅堂，乾隆题额蟠龙金匾“高义园”
皇佑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奉命由邓州（河南）移知杭州任地方官，这一年范仲淹已经六十一岁了。此时的范仲淹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疾病缠身，身心疲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患肺久深，每秋必发"。再加上"子有疾恙，日常忧虞"，范仲淹在邓州任职期间，长子纯佑"得疾昏废"。范仲淹赴任杭州，向仁宗表示谢意，"荐分于善壤"，"迹虽远而获安，年已高而就逸"。
到了杭州后，他的子弟及友人们看到范仲淹年高体衰，考虑到范仲淹一生为官三十多年，已经五上五下，无数次的颠沛流离迁徙任职，一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居所。于是纷纷劝说他在洛阳或购或建一座带园林的宅第，作为退休以后养老的地方。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与范仲淹同辈或前后辈的达官显贵都建有自己的深宅大院，洛阳豪第为全国之最。范仲淹听了之后一口回绝："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时而居乎？"，"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人如果有道义之乐，连身体形骸都可以置之度外，何况只是居室环境？我现在已经年过六十了，来日无多，现在修建园林宅第，什么时候能去住呢？我的薪俸用不完的部份，应该用来周济宗族之中有困难的人，你们听我的话，不要再为此事多虑了。）
此时到了杭州，已经离故乡苏州很近。多年来，范仲淹一直想为故乡的范氏宗亲做点事，考虑到自己已经年迈体衰，现在是了却心愿的时候了。过去远离故乡，政务又繁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一直不能了却这桩心愿。他回到故乡苏州，看望了族中贫苦的亲戚，了解了他们的困苦情况，倾其一生的全部积蓄，准备在故乡办一个义庄，以完成夙愿。范仲淹就这件事和他的兄长范仲温商量，并把此事委托给范仲温办理。他在苏州购买好田一千亩为"义田"，并在灵芝芳祖宅附近修建了一组房屋为"义宅"，亲自为其命名为"岁寒堂"，"松风阁"，办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多功能的私人慈善机构，史称范氏义庄。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岁寒堂”，因堂前植有松树两棵，范仲淹赋诗誉为君子树，故取“岁寒”为堂名。
范氏义庄的规划包含"义田"、"义宅"、"义学"三部份。义庄的目标是：一、使族中贫困者"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就算是最贫穷的人，都不再会有饥寒之忧；二、"聚族中"，"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则有赡"，保证族中的每一个人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遇到婚丧嫁娶能有足够的资财来办理；三、"立塾以教"，"教养咸备"，建立塾馆教育子弟，做到教养兼备。
范氏义庄创办过程由其兄仲温操办，范仲淹不时写信给兄长范仲温，叮嘱他"自家少置义田，不可却令漏税"，并郑重关照一定要按规定交纳"田契税钱"。范仲淹还曾多次去信告诫侄儿们"要有乡曲之誉"，"不得欺事"，"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范氏义庄办成后，族中得到受益的人达到"九十余口"。除了济助范氏宗族外，由范仲淹首定的义庄制度中还有一条，规定外姓人氏也在救济帮助的范围之内。"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乡里邻居、外姓姻亲、本家亲戚，如果因遭遇疾病、灾祸等令生计陷入困顿，或者遇到天灾之年没有饭吃，经族中各房共同调查核实之后，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得到救助，以义田所出的米粮作为救济物资的来源。实际上，范义庄的济贫扶困的范围已远远超出范氏宗族。
（此图转载自：依山的天空）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正殿正中上悬“万笏揖师”的云纹金匾，下方石板上刻录了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所书的范氏“义田记”及范仲淹像，底部配以青石莲花座。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钱公辅的《义田记》，专门写范氏义庄。钱公辅说："公既没，后世子孙至今修其业，承其志，如公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没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贤活族之仁遗其子而已"。范仲淹去世后，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他的志愿，一直按照他当年的规划在做扶贫济困的工作。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而俸禄丰厚，但终其一生，所过的日子与一般的贫穷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在他去世的时候，没有新衣服入殓，儿子没有足够的资财来为他安葬。
范仲淹小官大官，大官小官一生做官三十八年，做人一世，至死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没有为子女留下一份遗产，惟有"济贫扶困"，"施贤活族"之仁德传给子孙后代。范氏义庄由于范氏子孙的世代经营，历代有增扩，朝朝代代延续下去。"义田"最多时达近五千亩，随着宗族人口增多，南宋庆元时期（1195年--1200年）受益者达四百五十余人之多。
范氏义庄经历了两宋、元、明、清、民国，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管理最周密，影响最广泛的私家慈善机构。由于范仲淹的首倡带动，自范氏义庄出现后，历代公私效仿者众多，各地义庄，慈善机构纷纷而出，至清代乾隆年间，仅姑苏一地"义庄"就多达六十多家。范氏义庄自范仲淹在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在杭州为官时所创，一直延续至1949年而被迫终止，历时整整九百年。
范仲淹的整个规划本于仁德之心，所作所为处处符合道义，所以能够延续千秋万代。自范氏义庄设立之后，帝王政权在相互争夺中改朝换代了好几次，范氏义庄却代代相续没有间断过。范仲淹只活了六十四岁，范氏义庄办了九百年，自春秋战国之后，还没有哪一个英雄豪杰所开创的王朝，能够连续超过三百年而不间断。圣贤与英雄豪杰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圣贤以德服人，而英雄豪杰以武力服人。纵观人类历史，只有圣贤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千秋大业。

上图：范仲淹画像
（此图转载自：蓝田摄世界）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极为罕见的“五色枫林”
（范仲淹故居天平山的这片枫树林，是范仲淹的17代孙范允临千里迢迢从福建移栽至此的。一般枫叶入秋后均变为红色，五色枫却是先由青变黄，接着由黄变橙，再由橙变红，由红变紫。这片枫林约三、四万株，都是数百年树龄的古物，其中大的枫树有十余丈高，两人合抱那么粗）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极美的枫林
（这片枫林与一般的枫树不同，其叶呈三角状；最为特别的是，天平山枫叶在秋季经霜转黄后，会依次呈现中黄、橙黄、曙红、血牙红、深红五种不同色彩，称为“五彩枫”，素来享有“天平红枫甲天下”的美誉。）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枫林
（有篇文章写道“不知怎么，我觉得范仲淹身上正闪耀着五色枫叶的那种美丽的光彩，这是一种人生之光。”）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白云古刹前的枫叶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三代以前大道行于天下的盛况，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他虽然没有赶上，不能躬逢盛世亲眼目睹，但心向往之。在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每个人都能为别人着想，选用贤德而又有能力的人出来管理社会事务，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所以人并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别人的父母；并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也慈爱别人的子女。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得到赡养；每一个正当壮年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所有的幼儿都能够得到良好的培养；矜、寡、孤、独（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礼记•王制》）和残疾者，这些社会上最苦的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男子各有各的职分，各尽其职，女子有自己的归属。对于各种物质财富，只担心被浪费，不必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家里；对于自身的能力，只担心不能够发挥出来，不必一定要为了个人利益才出力。所以机诈之心杜绝了，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没有仇恨、没有争斗的社会，就叫做大同社会。现在人心堕落，大道隐没了，人们只为自家的利益着想，不会为别人着想。人们只是孝敬自己的双亲，爱护自己的子女。人们把物资据为己有，只是为自己出力。诸侯天子们的权力更迭变成了世袭相承，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来自我保护；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推崇有勇有智的人，人们只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计谋就开始兴盛起来，因而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象大禹、汤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这些人，由此成为夏、商、周三代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的。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样一种虽然人有私心，但在礼制的约束之下，人们不会因为自私自利而相互冲突、相互争斗的社会，就叫做小康社会。
（此图转载自：我楚狂人的博客）
上图：苏州府学前的孔子塑像

上图：苏州府学前的孔子塑像
按照中国文化正统的观念，人类社会是在退步而不是在进步。西方社会进步的观念来源于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后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这段历史，前后不过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国文化的退步观着眼的是人心的堕落；西方近现代所形成的进步观着眼的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水平。民 主、宪 政等制度，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人类安排社会生活的一种技术规范。从大道行于天下的大同社会，演变为靠礼制来约束人的私欲的小康社会，是一大退步。在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人们仍然可以安居乐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又退了一大步，人们为了争权夺利互相争斗，互相残杀，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随时处于朝不保夕，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
社会退步的根源在于人心的堕落，要使天下真正能够太平，只有从挽救人心入手，这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舍此之外都是着眼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儒者身体力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其所能在一家实现大同，进一步在一族实现大同，再进一步在一个地区实现大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整个社会就会向大同社会的方向演变了。当然，人人参与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人类的劣根性，总是倾向于"严于律人，宽以待己"，都希望别人是圣贤，由别人来付出，自己坐享其成，所以大同社会就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虽然如此，只要大道有少分行于天下，人类就不至于会堕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只要能够让正气增长一分，邪气自然就会消减一分，这正是儒者的人生价值所在。真正有仁德之心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人溺如己溺，人困如己困，人苦如己苦。为了减轻和消除天下人的疾苦，必然要博施济众，用自己的财物帮助因贫穷而陷于困境中的人，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人们脱离天灾人祸，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人们找到离苦得乐的道路。要博施济众，必然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自己少享用一分，就可以多留给别人一分，所以节俭是纯粹德行的不二法门。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并不会以物质生活的俭朴为苦，仁者自有道义之乐，非世间的物质享受可以比拟。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践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竭尽全力立身行道。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第一流人物”——宋朝朱熹对范仲淹的品评。
范仲淹的威德绝识被公认为“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天下想望其风采”，或“以不同贬为耻”，或“以不获登门为耻”。 儒家主张从自身做起，从自家做起，从自己的宗族做起，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这并不是心存偏私而主张"爱有等差"。人的高尚品格的朔造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要让每一个学习圣贤的人，一步就跨到能够做到爱一切人的境界，势必会强人所难，让人们对圣贤学问望而生畏。此外，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比如以财物周济人，一个人不管拥有多少财富，哪怕是富甲天下，富可敌国，要做到周济天底下每一个穷困的人，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只能从周济身边的人做起。
最根本的一点是，儒者供献给世人的是德行和智慧，通过讲解道理和身体力行进行示范，让尽可能多的人以圣贤为榜样自立自强，而不是越俎代庖去承担别人应尽的责任，而让别人坐享其成，这样做是害人而不是爱人。范仲淹在晚年设立的范氏义庄，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典范。古人所说的"家"，并不是现在的小家庭，而是指聚族而居，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而是指一个比较大的社区，一个地域。范氏义庄让范仲淹自己的宗族得到利益，这就是"齐家"；再让自己故乡的百姓得到利益，这就是"治国"；别人对他的德行敬重佩服，对他的义行赞叹不已，纷纷起来效仿，这就是"平天下"。
文如其人 千古流芳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州。范仲淹钦佩严子陵，在上任乘船过富春江严子隐居处时，他写下《五绝》一首："子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到睦州梅城任知州后，他来到七里泷，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后裔，并下令在东台山麓为严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后裔的赋税和劳役，要他们管好祠堂事务，并亲自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颂扬严子陵的高风亮节。

上图：桐庐严子陵祠堂。院外门口有一副石刻对联：“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上方横披“严先生祠”

上图：桐庐严子陵祠堂。内有严子陵雕像，门口对联曰：“先生何许人，羲皇以上；醉翁不在酒，山水之间”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原文如下：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丵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原文大意如下：
严先生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两人之间以道义相交，而不是以利害相交。刘秀做了皇帝之后，有亿万臣民，天下的人有谁不臣服在他的脚下呢？唯有严光因节操高尚，不肯俯首称臣。光武帝以厚重的礼仪把他请到京城，待以上宾之礼，想挽留他在朝廷做官。先生坚辞不受，躲到富春江继续做隐士，成就了象伯夷那样的圣人一样清高的节操。先生视视高车官帽为踩在脚下的泥土，天下人又有谁能比得上他呢？也只有光武帝，能够按照礼仪谦卑地对待象先生这样的隐士。
《蛊》卦上九爻的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的人都为了得到高官厚禄而忙碌，只有他不为王侯卖力，立身处世遵循自己的原则。《蛊》卦的《象》说："'不事王侯'，志可则也"，"不事王侯"志向值得效法，先生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阳德如日中天而能就下。身居高位者能够礼遇身居下位的人，这样的行为大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的人。先生的心，高过了日月；光武帝的气量超过了天地之外。没有先生，不能成就光武帝的大量；没有光武帝，又怎么能够成就先生高尚的节操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知道清廉自守，怯懦的人知道自立自强，对维护圣贤的教化大有功劳。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又作了一首歌：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节操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原文大意终）

上图：桐庐严子陵钓台，石牌坊（背面刻着“山高水长”，取自范仲淹所撰《严先生祠堂记》）

上图：桐庐严子陵钓台，位于富春山江畔

上图：桐庐严子陵钓台，严子陵塑像（严子陵当年隐居，钓鱼于富春山江畔）
严光高尚的节操，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范仲淹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后，严子陵的高风亮节才闻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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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严子陵画像与题词，出自：晚笑堂竹庄画传.三册.清.上官周撰.清乾隆八年刊本_页面_017
（图中严子陵身旁所写“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正是出自范仲淹所撰《严先生祠堂记》）
上图：严子陵画像与题词，出自：晚笑堂竹庄画传.三册.清.上官周撰.清乾隆八年刊本_页面_018
古往今来，沉醉于浮名浮利之中难以自拨的人如过江之鲫，不为利禄和权势所动，具有确然不拨的人格的人如凤毛麟角，所以才凸现出象严光这样的节操难能可贵。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盛赞刘秀的贤德，没有刘秀的礼贤下士和气度恢宏，严光的节操就不会为世人所知；又盛赞严光的节操，没有严光确然不拨的人格，刘秀的礼贤下士和气度恢宏就显现不出来；文章最后的点睛之笔落在盛赞严光的高风亮节能使"贪夫廉、懦夫立"，使贪婪的人知道清廉自守，怯懦的人知道自立自强，对维护圣贤的教化大有功劳。

上图：苏州文庙，东吴廉吏陆绩留下的廉石
"贪夫廉、懦夫立"典出于《孟子·尽心下》，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意思是说，所谓圣人，就是百世（一世为三十年）之后还依然值得人们效法的人，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听说伯夷的高风亮节之后，贪婪的人就会知道清廉自守，怯懦的人就会知道自立自强（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为了避免兄弟之间的争斗，推位让国隐居渤海之滨。后来听周文王有德，长途跋涉来到周的都邑岐山，这时文王已经去世，他们认为武王的行为不义，拒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听说柳下惠的高风亮节之后，轻薄的人就会知道敦厚，促狭的人就会知道宽宏（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孟子称赞他："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故世称"和圣"）。无论是百世之上还是百世之下，听说他们高风亮节的人没有不被触动的，不是圣人能做得到吗？至于那些亲自与他们接触过的人，内心深处的震动就更不必说了。
范仲淹在富春江边找到了严光这位千年之前的知音，内心深有感触而写下了《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也象严光一样，一生不为利禄和权势所动。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范仲淹一生在官场中打滚而不为利禄和权势所动，堪称大隐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节操又比严光高出一筹。

上图：清·岁寒堂藏版《范文正公全集》 范仲淹被贬到桐庐时，所写的诗文《潇洒桐庐郡十绝》：


【说明：范仲淹所感怀吟咏的“桐庐郡县严子陵钓台遗迹”，以后会另撰文介绍】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遭到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的抵制和攻击，阻碍重重难以为继。刚好这时西北边境又告急，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到西北治理边防。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官僚权贵对他的攻击越来越激烈，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位。在官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仁宗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他重新任命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邠州知州（今山西汾阳县）。范仲淹在朝中所主持的新政渐渐被停止。范仲淹在邠州期间患了肺疾，他请求到邓州（今河南邓县）任职。庆历五年，范仲淹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身份来到邓州任知州。
他在邓州的百花洲旁建起一座书院，常于书院内执经讲学，为广大学子传道授业解惑。范仲淹的挚友滕子京也因参与"庆历新政"得罪权贵，被人诬告，在庆历四年被贬为岳州知州。滕子京上任不久就开始筹办三件大事：一是在岳阳楼前的湖下修筑偃虹堤，以防御洞庭湖的洪患；二是兴办教育，造就人才；三是重修岳阳楼。他很快就将岳阳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第二年即着手重修岳阳楼，他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写道："天下郡国，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
岳阳楼修好后，他给范仲淹写了一封《求记书》，并绘制了一册《洞庭秋晚图》随信一并捎去，请范仲淹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这天，范仲淹端坐于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前，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

范仲淹《岳阳楼记》原文如下：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原文大意如下：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值职到岳州做知州。一年之后，政事顺利，百姓和乐，许多已经荒废的事业又兴办起来了。滕子京理顺政事之后，开始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建筑规模，把唐代贤人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要我为这件事作一篇记。
在我看来，岳州的美景全在洞庭一湖。洞庭湖连接着远方的山脉，吞吐着长江的流水，水势浩大，宽阔得无边无际。早晨阳光照耀、傍晚暮霭沉沉，景象变化万千。这就是在岳阳楼所看到的壮丽景象，前人的描述已经很详尽了。不过，洞庭湖北面通往巫峡，南面到达潇水和湘水，南来北往的旅客和诗人，大多汇集到此地，他们观看景物时的心情，难到没有差异吗？
在阴雨连绵不断的季节，一两个月都不放晴。阴冷的乱风怒吼着，浑浊的波浪冲向天空。太阳星星隐藏了光辉，山岳也隐藏了形迹。商人旅客都不能出行，桅杆倾倒了船桨折断了。傍晚的天色昏暗，远处传来老虎的咆哮和猿猴的哀啼。在这样的景象之下登上这座楼，就会有怀念故乡、忧虑谗言、畏惧诽谤的心情。满眼都是萧条惨淡，令人感慨万千，心生忧伤。
在春日和煦、阳光普照的时节，湖水平静无波。天色湖光相互映照，一眼望去碧绿的湖水无边无际。沙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群在水里游来游去。岸上的小草和小洲上的兰花，香味浓郁颜色苍翠。有时四处弥漫烟雾完全消散，天光水色开阔空明；有时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有时阳光普照，起伏不定的波浪泛着耀眼的金色；有时明月映入平静的水面，好似沉下一块璧玉；有时从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传来歌声，渔夫们的互相应和欢快而悠扬。这些景色真是让人欢欣喜悦到了极点啊！在这样的景象之下登上这座楼，就会感觉到心境开朗、精神愉快，宠辱得失全都忘了，端起酒杯迎着风畅饮，这真是喜气洋洋啊。
唉！我曾经探寻过古代仁德之人的心，他们的心境与上面两种因感触外境而生起忧悲或喜乐的情形并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并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好坏美丑，并不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宠辱得失，从心底生起悲伤或欣喜。他们如果身居高位在朝廷做官，就担忧百姓的疾苦；如果身居低位远离朝廷，就担忧国君是否能为政以德。这样一来，身居高位时也担忧，身居低位时也担忧，什么时侯才有欢乐啊？他们一定会回答说："在天下的忧悲疾苦消除之前一直心忧，等天下祥和康乐以后就会心生喜乐了。"唉！如果没有这样的圣贤之人，我能与谁为伍呢？（全文大意终）

金圣叹对《岳阳楼记》的总批是："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文忧、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矣。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金圣叹的评论的确是至当之言，点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
文章开篇简要介绍重修岳阳楼的情况，说明作这篇记的缘由。中间用两个段落分别描写洞庭湖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引出众人触景生情所形成的悲、喜。峰回路转，在众人悲、喜的铺垫和衬托之下，引出古代仁德之人与众不同的悲、喜。仁德之人心存天下，不会因为自身所处环境的好坏美丑而悲、喜，也不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宠辱得失而悲、喜。他们时时忧心的是天下的疾苦，只有当天下祥和康乐的时侯他们才会心生喜乐。末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尽显作者的圣贤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可以说是范仲淹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此图转载自：依山的天空）
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先忧后乐”坊。原建于苏州灵芝坊范庄前，苏州百姓为纪念范仲淹创办义庄而立，毁于十年浩劫。1989 年范仲淹诞辰壹千周年之际，重建于此。石牌坊横梁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两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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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先忧后乐”坊（局部）
（此图转载自：悠哉游哉之走遍苏州的博客）
上图与下图：范仲淹故居天平山，“中宪公祠”（中宪是宋代“御史中丞”的别称，范仲淹次子范纯仁曾任此职，故称“中宪公祠”）
（此图转载自：悠哉游哉之走遍苏州的博客）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皆知名。尤其次子纯仁颇有其父之风，哲宗元佑时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谥“忠宣”。范仲淹去世之后，其遗稿便由其诸子整理。仁宗皇佑五年(1054年)，距范仲淹辞世仅仅一年，即由范纯仁编成《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二卷，详见韩琦《安阳集》卷二十二《文正范公奏议集序》。范仲淹其余文稿又由其诸子编集为二十卷，哲宗元佑四年(108丵9年)苏轼撰序，谓此集“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严先生祠堂记》和《岳阳楼记》这两篇文章，最先由金圣叹（1608—1661）编入由他点评的《才子必读古文》。吴楚材与吴调侯叔侄两人于康熙十七年（1695年），仿照《才子必读古文》共同编成《古文观止》一书，也收入了这两篇文章。《古文观止》自编成之日起就成为深受欢迎的文学启蒙读本，三百多年来一直在广泛流传。所以，在范仲淹所有的作品之中，《严先生祠堂记》和《岳阳楼记》这两篇流传最为广泛。言为心声，人如其文，这两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是范仲淹“一肚皮的圣贤心地、圣贤学问”的自然流露。
（此图转载自：依山的天空） （▲提醒：看大图的方式——在图上单击拖拽一下）
上图与下图：范文正公祠，又称忠烈庙，大殿内有范仲淹彩塑坐像，器宇轩昂，神态安详；两壁分列其四子——长子范纯佑、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之石刻像。
殿内上方悬有匾额“济时良相”（为康熙皇帝南巡时所赐）、“学醇业广”（为乾隆皇帝南巡时所赐，赞美范仲淹学道醇厚，事业宽广）。
（此图转载自：东徐一小草的博客）（▲提醒：看大图的方式——在图上单击拖拽一下）
【参考资料说明：】
（本文很多景观图片，转载自几位网友；多已在图下标注了原出处，但有些图已忘记出自于哪里，敬请原拍摄者原谅，感谢原拍摄者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