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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乏谣言，小至只对某些个人产生影响，如针对某些个人的不实说法；大至波及整个社会，将大部分人卷入其中，造成社会性的恐慌，如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社会上各种无中生有的传闻。本文锁定的就是后一种谣言，研究对象是2002年春节期间发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城的一次因谣言传播而产生的社会恐慌事件，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同一地区的另外两件因谣言而起的社会性事件。时隔多年，这三次事件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人们日复一日从容地过着生活。这与事件发生之时谣言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慌和震荡，以及人们当时的盲从与慌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后提及此事，人们普遍感觉受到了愚弄，认为自己当时的反应荒唐可笑，承认是社会上“瞎闹闹”（音瞎naonao，当地土话，即谣言之意）的结果。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每次事件发生之时，人们又乐此不疲地跟风，一次次卷入谣言制造的恐慌事件？作者本人曾亲历这三个事件，本文就以这三个事件为例，在作者对这三个事件的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的基础上，试从谣言本身和卷入事件的人们两个方面作出人类学的解答。
一、事件经过
事件发生在2002年农历正月初九中国北方某县的早晨，本文将以县城的一户普通人家为背景展开对事件经过的叙述。当天早晨，一家人都还在睡梦中。突然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好像约好了似的，狠狠地敲击着耳膜，将一家人从酣睡中惊醒。那阵势绝不亚于腊月三十晚上的接神。窗外漆黑一片，偶尔有亮光炮的光亮划破长空；墙上的挂钟显示时间连五点钟都还不到。丈夫虽然清楚地记得当天是正月初九，但还是有些怀疑自己的记忆力，问身边的妻子道：“今天初几？”，得到的也是对方不肯定的回答“初九吧”？转念一想，两天前给孩子的姥爷过生日不是正月初七吗，今天是初九肯定没错的。那就怪了，初三送神①都过去了，十五又还没到，那些人放哪门子的鞭炮？再说就算是那两个日子，也没有这么早就开始放鞭炮，而且一放就这么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
正在纳闷间，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外面那些“来历不明”的鞭炮声，加上这早上五点钟就打来的电话，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妻子和丈夫迟疑地对望一眼，最后还是妻子催促丈夫去接，大概是怕自己脆弱的神经无法承受直接的打击。丈夫拿起听筒，短促地说了一声：“喂”，便静等着对方说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应了一声“他舅妈呀”，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告诉妻子对方是谁。妻子一听是娘家人打来的更是屏息静听，也奇怪，外面的鞭炮声依旧震天响，但电话那边弟媳的话还是让她听清楚了一些，大概弟媳要排除外面鞭炮声的干扰，所以不得不大声说话，加上这边丈夫的对话，妻子已经知道了大概。丈夫挂了电话，刚巧住在隔壁的儿子也过来了，一进门就问：“外面这是怎么回事？”丈夫正好可以将弟媳在电话里说的话一块儿转达给妻子和儿子，“说是大孤山①的庙门倒了，那庙已经镇不住妖魔鬼怪了，那些妖魔鬼怪都要下山作恶了。要想躲避灾难，就要在天亮之前放一炷鞭炮，在大门两侧各点上一支蜡烛，在大门口再点上一柱香，再在大门的门楣上挂上一块红布。”丈夫话音刚落，妻子和儿子那边已经议论上了，什么“气候反常”、“人心不古”、“治安不好”……全都与这件事联系上了。虽然他们对这件事的真实性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半信半疑，但还是相信照着去做总归不会有什么坏处。
妻子这时拿出了平时安排家务的干练劲儿，一面安排儿子去放鞭炮，一面催促丈夫去打电话通知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的亲戚和已出嫁的女儿，自己则马上起身去找蜡烛、香和红布，并庆幸着自家这些平时不大用得上的东西还都有，不必临时抓瞎。娘俩儿麻利地将该放的放了，该点的点上，该挂的挂好，才如释重负地回到屋里，此时丈夫正给亲家打电话呢，全不顾这么早打电话会不会不礼貌。接通后也免去了往日的客套和寒暄，直奔主题问道：“知道外面怎么回事吗？”大概亲家那边并不知道这件事，丈夫于是急急地将弟媳告诉自己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亲家。挂了电话，丈夫满意地说道：“看来咱们还算知道得早的，他们都还不知道。”通知完大女儿的婆家，丈夫又想到二女儿的婆家，虽然二女儿没有像大女儿那样与婆家住在一起，但遇到这种事，对待两个女儿的婆家总要一碗水端平，如果真有什么不测，也好都有个准备，于是丈夫就以询问的口气问和二女儿一起回娘家过年的二女婿，要不要把这事也告诉一下自己家里，最后又补上一句’“不知道你们家那边情况怎样，但是这种事情不管它真假，做了总比不做好，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丈人虽是征询意见的口气，但意思其实十分明白，二女婿想想觉得也是，反正也没什么坏处，也就顺从地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打了电话，显然这大早晨的电话也吓着了他的家人，电话那端在听到儿子的声音后很小心的问：“有什么事吗？”二女婿赶忙打消家人的担心说道：“我们都很好。”然后又把丈人家这边的情况对家人说了，嘱咐家人也照做，最后也强调了一句：“反正这种事做了有好处没坏处。”二女婿的家人当然对儿子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作的这些嘱咐不敢怠慢，答应一定照做。
一切安排停当，全家人坐在一起，长舒了一口气。外面的鞭炮声还在一阵阵地响着，大概都是那些刚被通知到的人家放的。反正已经全无睡意，儿子便说他要出去看看，夫妻俩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去。天亮时，儿子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告诉父母一路上的见闻：街面上几乎每家店铺都点了蜡烛和香，挂了红布，门前的地面上都铺满了鞭炮的纸屑，那些蜡烛到现在还燃着呢。胡同里也是，××家还用石棉瓦把蜡烛遮起来，以免被风吹灭，××家没点蜡烛，但挂了一块特大号的红布，××家连窗户都挂了红布；离家不远的一个本县较大的超市那么早也开张了，里面有不少采购的人，不用猜也知道他们是为消当前的这场“灾难”而买一些应急的东西；街上还有推着板儿车卖鞭炮、蜡烛和香的。
随着天色逐渐亮起来，鞭炮声也渐渐停息下来，人们也从刚才的紧张忙乱中平复过来，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他们从这一事件开始就困惑但一直未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这件事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谣言？如果是谣言，那么始作俑者是谁？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人们在自己困惑之余，也将这种困惑带到亲友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散布着关于早晨这一事件的议论。在交流中，人们对整个事件的过程逐渐明晰起来。人们大多是从亲戚的电话里获悉这一消息的，并且又大都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可能还不知情的亲戚。大多数家庭早上都是电话铃声不断或是不停地拨电话。因为在这个北方的小城，尤其是县城的范围内，电话已经基本普及，因此在有紧急事件的情况下，电话无疑是最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虽然大清早给别人家打电话有些不礼貌，但彼此都是亲戚，都能理解这种危急时刻彼此之间那份焦急的牵挂。因此这一事件波及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县城，县内的24个乡镇甚至县外一些地方可能都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人们获悉的应对这一“灾难”的办法也大同小异，不外乎红布、蜡烛、香、鞭炮这些传统的辟邪求吉的物品，只不过具体的做法可能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稍有变异。
人们对传言中所谓的“灾难之兆”——大孤山的庙门已倒的事实将信将疑，反正大白天也不怕真有什么鬼怪作祟，于是有好事者专门驱车前往查看，也有的通过电话从住在大孤山附近的亲友那里了解情况。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之间传播的就誓静重于“灾难之兆”是否属实的信息。有人说：“去过大孤山的人说了，庙门根本就完好无损，看来纯属谣传。”也有人传说：“去过大孤山的人说了，大孤山的庙门没倒，但确实裂了一道缝，是灾难之兆，看来传言还不是凭空捏造的。”听到这两种不同版本的传说，人们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前者是满脸忿懑，觉得受到了某些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人的愚弄；后者则暗自庆幸，觉得事情虽没有最初传说的那样严重，但毕竟无风不起浪，不祥的兆头已经出现了，采取一些措施总归会有些好处，即使没有好处，也不至于有坏处。
一整天，人们都带着对这一事件的困惑度过，虽然这一天内也陆续听到不少传言，但那毕竟是传言，而且传言之间又存在那么大的出入，不但对于解决这些困惑无补，反而加重了人们的困惑。因此，人们特别希望这些困惑能够尽早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件波及全县和几个邻县并对百姓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敏感事件，当地的新闻单位快速反应，对此事进行了全面采访，并于当天晚上的当地新闻中播放了对这一事件的采访报道。
在新闻中，对大孤山庙门的拍摄既有远景，又有近景，人们可以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庙门完好无损，采编人员此举的目的意在用事实说话，驳倒各种谣言，首先消除人们的恐慌。之后，记者采访了大孤山庙里的住持。住持讲述了当天早晨的情形，当时他在庙里也是听到震天的鞭炮声，也正纳闷是怎么回事，之后便有各方人士的电话打来，询问庙门是否倒了，传言是否属实等。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外面莫名其妙的鞭炮声与本寺的庙门有关，虽然他在电话中也作了解释，告诉对方不要盲目听信谣言，但他的解释毕竟范围有限，这一事件还是以不可遏制的速度不断扩大波及的范围，直至附近几个县的百姓大部分都被卷了进来。初九那天白天也有不少单位和个人驱车前来，查看庙门是否已倒等等。
电视报道澄清了事实真相，否定了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但是，谣言出自何处、是何目的，这些百姓们很想知道的事情，仍旧没有答案。大概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们才能对此做出解答吧。
二、三个相关事件
事件过后，也有人猜测甚至断言，这一事件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地曾经盛行的桃罐头事件和红背心事件一样，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商家为了推销滞销商品而制造出来的。桃罐头事件和红背心事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最初的谣传内容大概是说当年的年头不好，要出现大范围的灾祸。前一次是只有姑姑给侄子买桃罐头，才能保佑侄子逃（桃的谐音）过此劫；后一次是只有姐姐给弟弟买红背心，借红背心的红色来辟邪，才能帮助弟弟避过此难。在这两次事件中，只有分别由姑姑和姐姐亲自买给侄子和弟弟的才具有效力，自己去买来或其他人买来给他们吃和穿的都无效。因为在这三次事件中，用来消灾解难的主要物品无一不是商品，并且是销路不太好的商品。尤其是正月初九事件中的蜡烛、香和鞭炮，虽是重要的年货，但是由于一方面当地经济萧条，下岗失业人数众多，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另一方面，很多无业或失业的人又指望通过倒腾点儿年货来赚一笔，因此造成市场上年货供大于求、买的不如卖的多的局面。而且在当地，过了腊月三十，除非极特别的情况，一般人家是不会再买这些东西的。谣言的传出在客观上促使这些年货的买卖在新年后又掀起一个小高潮。所不同的是，正月初九事件因为有明确的谣言产生“依据”——大孤山庙门倒塌，因而比另两次事件更容易证伪。
姑且不论这三个事件是否真的都是商人们制造出来的，它们在发生机理和传播途径上倒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首先，它们的发生机理都是起因于谣言，其起因的谣言都具备G．奥尔波特和L．波特斯曼所指出的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在这三次谣言中，都是风传要出现大范围的灾祸，不按照谣言所说的方法去破解就会使自己、家庭或最直近的亲属招致灾祸。虽然灾祸在谣言中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是无论有没有严重到事关生死，它对于渴望平安幸福的老百姓来说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事件，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是要极力避免的。在谣言的信息方面，三次谣言都因为在民间的口口相传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例如在正月初九事件中，有的人听说大孤山的庙门已经倒了，而有人则听说大孤山的庙门就要倒了，更有人听说的版本是大孤山以外的另一座山的庙门倒了。在前文中笔者曾提到那个家庭的儿子走出家门后的见闻，他所发现的别的家庭与自家做法的不一致，其实就足以说明谣言信息的模糊性。
其次，在传播途径上，三次事件都是在谣言出现后以亲属为传播网络不断扩大事态。在当地这样一个同质化水平极高、①亲属关系盘根错节的小城，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是相当巨大的，从而使大部分家庭和个人都卷入其中，并在社会上形成极具影响力的风潮。事件发生之时，整个社区犹如遭受暴雨袭击的平静水面，而每个参与其中的人们则好比打落到水面的雨滴，雨滴落到水面激起的层层波浪则恰似个人介入事件时所影响到的亲属群体（即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的亲属关系）。这样的雨滴同时在短时间内滴落到水面，水面所受到的冲击和震荡是可想而知的。
三、谣言与卷入恐慌事件的人们
时至今日，这三个事件已过去多年，人们偶尔谈起它们时，都认为它们是滑稽的闹剧，并对自己当时的紧张反应和盲从的行为付之一笑。既然人们事后的反应如此，为什么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盲目听从谣言，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恐慌事件呢？其原因可以从事件起因的谣言和卷入事件的人们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是因为人们普遍具有求吉避害的本能反应和渴望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而谣言所设计的内容恰是对人们所渴望的幸福生活构成威胁的灾难和不幸。生活幸福平安历来是中国民间百姓朴素而美好的愿望。尽管任何人的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灾难和不幸，但是人们对吉祥美好的生活依然孜孜以求，对于一些无法预知的灾难和不幸总是尽可能地规避。于是，便有了年节时祈福迎祥，驱祸纳吉的各种民俗，人们在这些民俗中寄予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希望通过一丝不苟地对待这些民俗来远离灾难，迎接幸福；有了卜卦和算命的行当，人们希望通过占卜和算命预知未来，对于生命中可能出现的不幸，可以在先生的指点下，通过各种手段及时化解它们；也有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希望通过诉诸于宗教，凭借个人日常的修为消除这些不幸。在这三种求吉避害的方式中，传统的吉祥民俗的力量最为根深蒂固，人们几乎是在一种强大的惯性下保持着对它的信仰和实践。而第二种预知未来化解灾祸的方式，因为有着明确的指向，人们在实践它们的时候更为一丝不苟。本文所论及的三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类似这种方式，只不过人们对灾祸和化解手段的预知来源于谣言，而非占卜和算命的先生。对于第三种方式——宗教，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平日里不见得多么虔诚，只是临阵才抱佛脚，病急才烧香。不过由此也看出佛祖和各种神明在人们心目中至高的地位。无怪乎在正月初九事件中，当大孤山庙门倒了的谣言传来时，会在人们心中造成那样大的恐慌。除此而外，民间对于鬼怪神灵之类的事情，大都报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和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避灾躲难这类事情向来不含糊，尤其是当这种事情作为一种风潮出现时更是如此。因为姑且不论这种事情做了有用没用，至少在大家都如此做时，随波逐流可以求个心理安慰。尤其在正月初九的这一事件上，外面震天的鞭炮声不免会给不想或未及采取措施的人们造成心理压力，无形中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致使卷入这一事件的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谣言恰好命中了人们畏惧灾难这个致命弱点才以势不可挡的速度传播开来。
第二，是因为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亲属关系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非常事件的参与，亲属关系的网络得到强化。例如，在正月初九事件中，谣言的传播主要靠亲属间的电话，无论人们在接到电话的同时是否怀疑谣言的真实性，以及无论当谣言被辟谣时人们是否感觉受了愚弄，人们都会对当初将谣言传播给自己的亲属心存感激。因为在危难时刻，是他们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安危，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只有在这种时刻才表现得最真实，并且人们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才又将谣言传播给了其他亲属。而在桃罐头事件和红背心事件中，谣言直接锁定了姑／侄、姐／弟这两种亲属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可以将女子（无论出嫁与否）与自己的兄弟联系起来的关系。在父系制的社会里，女子早晚要嫁出去成为外姓人，而男子成家以后则无论是否与父母同住，依旧要秉承家族的血脉和香火，依旧是女子可以依靠的娘家人。尤其当父母年迈后，娘家的兄弟和侄子更是出嫁在外的女子的坚强后盾。因此姑／侄、姐／弟这两种关系实际上是可以将女子与娘家联系起来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关系不仅包括姑／侄、姐／弟这两种关系，还包括姑／嫂（或弟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甚至父母／子女关系和公婆（即女子的父母）／儿媳（兄弟的妻子、侄子的母亲）关系等。因此，无形中将几乎全部家庭和大部分男女都卷入了这两次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谣言预设的主动实施者都是有购买能力的（即有收入或有可支配金钱的成年）女性，而被动的接受者则是成年或未成年的男性。这样的预设无疑是谣言的制造者们参悟透了两性心理的差异而设定的。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讲，女性是家庭日常消费品的购买主体；另一方面，女性比较感性，遇事往往缺乏理性的判断，对于传言一类的东西更容易轻信，并且往往容易在消费乃至行为上有从众心理。而男性则更多些理性的思考，对于传言之类的东西未必完全听信，而是多一些自己的判断和理解。由于在这两次事件中，男性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因此，即使他对于传言未必真信，也不会断然拒绝亲人的好意，对于亲人送来的消灾避难物品，他或许更愿意将它们作为传递亲情的礼物而欣然接受。在这一行为互动中，一方面人们对灾难的恐慌的心理得到释然，另一方面亲情的纽带得到又一次加强。
第三，是因为谣言披着传统民俗的外衣，作为一种伪民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这三次事件中，每次都有特定的物品作为消灾解难的媒介物：在红背心事件中是红背心；在桃罐头事件中是桃罐头；而在正月初九事件中则是鞭炮、蜡烛、红布和炷香。这些物品之所以被选定来充当消灾解难物，源于它们与传统民俗中的某些重要的象征物的关联。首先，红色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是一个重要的颜色，因为它与血液的关联，它被人们用来象征生命、活力和好运，它一方面可以用来为人们祈福，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为人们辟邪，在中国传统民俗中，红色的这两种象征用途的应用很多。如在春节时，过本命年的人们都会着红色内衣，扎红色腰带，穿红色袜子，甚至垫红色鞋垫，希望在本命年中能够诸事顺利，平安度过这一年。又如，当家中有新生儿诞生时，人们会在大门上挂一块红布，这一方面是提醒陌生人不要随意拜访，以免打扰产妇和婴儿休息；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产妇和婴儿辟邪，以免各种鬼怪精灵侵害到正处在生命的虚弱状态、易受各种邪恶力量伤害的产妇和婴儿。显然，在红背心事件中的红背心和正月初九事件中的红布要起到的也正是这种作用。其次，桃因为与逃脱的“逃”在发音上的关联，也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物被人们赋予了辟邪禳灾的功能。例如，在端午节时，人们在大门上插上桃树枝，希望能够逃脱五毒的侵害。又如，许多人平日里随身佩带桃木雕刻的生肖动物或其他吉祥物，也是希望用这种桃符来辟邪。在桃罐头事件中，桃罐头被赋予的也是这种功能。再次，鞭炮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最早是与农历新年联系在一起的。传说年最初是一种作恶多端的怪物，经常为害百姓，人们借鞭炮燃放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来赶走它，迎来和平安宁的生活。之后，鞭炮就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物被人们应用在各种婚丧、节庆场合，一方面它起到营造热闹喜庆气氛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起到震慑邪恶力量的作用。而在正月初九事件中，人们希望它所起到的作用显然是后者。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正月初九事件中，由于传言中说庙门倒了，因而各种邪恶力量将开始到人间作恶，作为补救措施，人们需要在自家的大门两旁燃两支红烛，并在两支红烛之间点燃一炷香。显然，传言所设计的补救措施是要以模拟的形式用两支红烛形成一个象征的庙门，并在空间上仿效庙里的布局，用一炷香来代替通常设立在庙门与大殿之间的香炉，这样，作恶的鬼怪看到采取了这些措施的家庭，就会误以为是受神灵保护的神圣场所，从而不敢为恶和作怪。此外，我们知道，在传统民俗中，红烛和炷香历来是人们与神灵和祖先沟通、祈求他们保佑时的重要媒介，因此它们出现在正月初九这样的危急时刻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总之，由于在这三个事件中，谣言将传统民俗中为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品和常见的某些做法稍作变更移植到非传统的事件中，使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事件披上了民俗的外衣，从而使人们在遵从传统习俗的惯性下，不加辨别地盲从，一次又一次卷入由某些人设计的恐慌事件。
小 结
我们往往从负面的角度评价卷入谣言及由此产生的恐慌事件中的人们，认为他们盲从，缺少理智，这当然不容质疑。然而，如果像本文所分析的三个事件那样，盲从跟风的成本只是少量的物质投入，换来的利益则“可能”是个人的平安和家庭乃至家族的幸福与和睦，而拒绝跟风的代价，最大的“可能”是招致个人或亲人的灾祸，最小的“可能”是亲情关系受到影响，或许我们又会对这些人的盲从多一些理解，更何况这种盲从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在谣言极具欺骗性的伪民俗的外衣下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