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转帖] 17年前，非典疫情给影视娱乐业带来了哪些影响？

疫情仍在肆虐，让人心情沉重，而影视行业项目搁浅、剧组停工、影院关门、演唱会取消等等也着实令人心焦。疫情结束后，国内的影视娱乐业多久将恢复正常，会受到多大程度影响还不得而知。不过，让我们回到17年前非典疫情，看看那时的情况， 或许能找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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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7号，当世界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人黄杏初从老家河源市被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时，没人知道，这会在次年引发一场如此规模的全球疫情。
2003年2月初，单广州市已累计出现一百多例，3月初，病毒同时入侵北京、香港两大城市，并很快蔓延至全球。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此后的三个月，经历了瞒报、恐慌，到公开透明、万众一心，直到最终疫情结束。
那是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6个月，而我试图在今天回顾的是——
非典疫情，给中国的影视娱乐业带来了哪些影响？
内地电影：居危思变
几乎就在首例非典病人入院的同时，内地电影正迎来那部划时代的新片——
《英雄》。
观众对这部巨星云集的大片热情有多高？以当时全国区区2000来块银幕，《英雄》最终拿到了2.5亿票房——一个对比是，02年的票房亚军《指环王》，只有5620万。

不过很快，当非典疫情开始扩散，所有对03年的美好预期都被打破了。
部分地区的文化部门下发了「六类娱乐场所暂停营业」的通知，而即便不关门，电影院也不再是很多人的娱乐选择。
重灾区广州，疫情期间的电影票房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4月25日公映的《指环王2》，足足在院线放映了两个月，最终票房依然不及去年《指环王》的一半。
另一个直观的现象，则是 大量国产电影和外片，被迫选择集体扎堆下半年。
单是7月，就有《炮制女朋友》《新扎师妹2》《恋上你的床》《紫蝴蝶》《双雄》《海底总动员》《黑客帝国2》等多部延迟的中外新片公映——以现在的市场容量标准，这个数量并不算多，但在17年前已称得上拥挤。
不过最终的票房结果，是冰冷的，一个代表——
当时人气最旺的赵薇，03年下半年连上四部新片《炮制女朋友》《绿茶》《天地英雄》《玉观音》，票房分别为650万、400万、4100万、800万，均远低于预期。
倒是年底，冯小刚的新片《手机》以5300万票房拿到年度冠军，为惨淡的03年保留了一头一尾两个亮点。

经此一番大起大落，中国电影人算是对「市场」两个字，有了刻苦铭心的体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当年做过一个比喻——
电影院就像一个大超市，商品又多又好，人们自然会去购买。但目前的问题是，在这个超市里，好货经常断档，偶尔出现的精品，又不足以让人们养成看电影的习惯。
如果说中国电影产业化，在过去两年已经是一个意在推进的大工程，那么非典疫情对市场的拦腰一击，或许可以视为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
9月28日，广电总局连发三个自12月1日起执行的新规定，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简单总结——
1、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等环节，基本向社会开放；
2、大大放宽中外合拍影片的限制；
3、进一步放宽审查，降低拍摄立项的审批条件，同时下放了放映审查权限。
通俗点说，03年最值得铭记的，就是民营公司不仅获得了和国营制片厂平起平坐的身份，也开始成为电影市场的主力。
8月8日，随着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正式揭牌，也结束了中影在发行市场50年来一家独大的局面。

03年的最后一个「顿悟」，是合作。
保利文化在这一年，与国内最大的影视制作公司北大华亿合作成立中国保利华亿传媒，这是国有文化企业首次牵手民营企业；西影股份与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联手组建西影华谊电影发行公司；长影集团与中国保利集团联手创立东方神龙影业公司…
不管这些先行者是否一直走到现在，中国电影人至少明白了一点——
电影产业必须先有规模，才能真正实现盈利。
如今回看，2003年，是中国电影真正居危思变的一年，也是阳光驱散阴霾的一年。
那年年末，有评论人士乐观预言——
10年后，内地电影年总票房将达到500亿，而国产电影将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香港电影：一路向北
2003年，是香港回归以来最重要的一年。
非典疫情对香港的影响，是全世界单个地区最严重的——内地非典患者累计死亡349人，而仅香港一地，就死亡300人之多。
4月1日，一代巨星张国荣在文华酒店跳楼自杀，彼时病毒正盛，电影院门可罗雀，贺岁档的光鲜早已消失无踪。
在这样的氛围下， 4月6日的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成为香港电影迎来历史拐点的重要转折。
主持人曾志伟的开场白，是香港影史值得被记住的一段独白。他说——
「我们不能退后，今晚这个show，一定要做……今天，我们家里有事，我们不可以自乱阵脚。
我要走出去讲给所有人听，我爱香港。」

气打足了，下一步，就是解决问题。
回归以来，香港电影持续不振，这里既有经济低迷、市场萎缩的不可抗力，也有人才青黄不接的自身原因。
治本是不可能了，但这一年，治标的契机来了。
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其中跟电影相关的条目主要有三——
1、港产片（严格说是合拍片）不再受内地每年的进口片配额限制；
2、香港投资者可以参与内地的影院建设经营；
3、可以增加合拍片中香港制作人员的比例。
在外埠市场尽失的前提下，CEPA协议成为香港电影真正的「救命稻草」，也标志着香港电影就此进入北上合作的新时期。

△03年的《无间道3》已有内地演员陈道明加盟
如果说此前香港电影，还在「背靠祖国，放眼亚洲」和「香港特色，本港制造」之间犹疑不定，从这一年开始，合拍片和北上这两个关键词给出了答案。
随后几年，香港电影的年产量继续下滑， 「港片已死」的话题年年都被拿出来讨论一番。
但不管怎样，香港电影人的团结和信念始终没变。还是曾志伟，在第26届金像奖上的开场白——
「越来越多的电影院被拆掉，大家都习惯看碟片了。但是，我们电影人之所以对电影画面要求严格，就是为了大家回到影院去看电影。」
内地音乐：盛极而衰
如果说香港电影的衰落，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盗版肆虐。
那么同样在这一年迎来拐点的华语音乐（确切说是音乐唱片业）， 或许是被盗版彻底「杀死」的开始。
非典的确让很多歌手推迟了发片的计划，但在这期间，仍然有迎难而上的勇士——
羽·泉、刘欢和周迅都在4月推出新唱片，且都逆势大卖数十万张。

如今回忆，02到04年这个时间段，的确是港台歌手——或者说台湾歌手——的全盛时期，无数80、90后的偶像都在这个阶段出道或达到巅峰。
但对内地音乐而言，几张逆势大卖的唱片，无法掩盖背后的颓势尽显。
网络和盗版，集体「谋杀」了内地的音乐产业。
一方面，内地音乐始终没能夯实明星制这个最坚实的产业基础，以致于行业没有能力，为有才华的歌手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推力和保证，更多依附于电视和商业演出这样的短线收入。
于是，以非典为催化剂， 彩铃和网络歌曲开始成为内地大众的新宠——
03年，中国移动最先推出彩铃业务，年内的用户尚不足200万，但到次年便暴涨超过了2000万；
03年，《丁香花》依然在网络传唱，《回心转意》和《大学自习室》开始走红网络。同样到次年，网络歌曲迎来集中爆发，《两只蝴蝶》《2002年的第一场雪》《老鼠爱大米》《猪之歌》唱遍大街小巷。

另一方面， 当网络和盗版合二为一，对唱片业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
高晓松在自己的音频节目中曾这么回忆——
「当年的实体盗版，还能给我们点活头儿，因为反应相对慢，正版唱片怎么也能卖一礼拜，盗版才会出来。
但互联网盗版的反应速度和传播能力，是传统盗版不能比的，于是最后所有音乐人都在为盗版打工，整个行业可以说进入了颗粒无收的时期。」
虽然后来05年开启的选秀热，一定程度带动了唱片业的回暖，但正如2008年的《全球唱片业信息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唱片业总规模的缩水，和数字唱片市场的发育迟缓，是由于99％数字音乐的下载都是非法的。
至于内地音乐人摸索出后来全新的商业模式，收回旧河山，则又是数年之后的故事了。
电商崛起：天时地利人和
彼时，非典的催化剂功能，最明显的案例，其实是正式催生出了电商。
这个逻辑当时或许并不以为然，但现在回看，简单清晰——
当人们开始被迫待在家中无法出门，电影院可以不去，但购物的欲望，是无法消解的。
于是， 淘宝和京东的横空出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电商的崛起，或许和影视娱乐业并无直接联系，但站在更高维度——
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改变，注定是全方位的，当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被一一解决，作为辅助的娱乐，必然要被提上日程。
技术发展是定量，此时突发的疫情就成了那个变量。
非典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方式，未来，我们的娱乐方式，是否也会迎来颠覆？
结语
项目搁浅、剧组停工、影院关门、演唱会取消、娱乐性节目减少播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影视娱乐业受到的这些波及和影响，严格说，并未超出人们的经验预期。
疫情结束后，国内的影视娱乐业多久将恢复正常，会受到多大程度影响，乃至2020年中国电影到底会以怎样一个成绩收官，都还远未到下结论的时候。
包括被讨论最多的院线危机、线上革命，在我看来，都为时过早。
疫情总会结束，电影院将会再次人潮涌动，中国电影也会找到那个透着曙光的出口。
我们在过去这17年，走得太赶太快。
或许，是时候慢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