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故居今人对王阳明的了解多是他提出的“心学”理论，至于这个理论究竟说的是什么，他还有哪些思想，做过什么大事，人们便多以摇头作答了。那么，历史上的王阳明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物，他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呢？
王守仁其人其事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也称王阳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他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习文的家庭。其父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的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右谕德、翰林院学士、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王守仁自幼受到祖父王天叙的影响，王门弟子钱德洪在《王阳明年谱》中记载了这样的事迹：
一日，诵竹轩公（即王天叙）所尝读过书。讶问之。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
王天叙“环堵萧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所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行于世”，是一位文化修养出众的豪放之士，常随祖父读书的王守仁不仅在学问上受益于他，性格也颇与祖父相似。十五岁时，王守仁“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举止类乎将门子弟。
王华对于儿子的豪气颇感头痛，甚至斥之为狂，然而王守仁却成功地将这种豪放性格升华为宽广的胸怀、远大的志向以及刚毅果断的处事风格。如他曾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王守仁听后反驳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少年人能有这样的气魄，就连其父王华闻知后都感到惊喜。
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守仁得中浙江乡试，此后两应会试不第，遂拾起少年时的兴趣讲习兵法。钱德洪说：
（弘治）十年丁巳。……是年先生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
此时边疆多有战事，王守仁既有报国之志，遂致力于学习军事理论。虽然他的谈兵没有受到时贤重视，也没有得到实践机会，但却为他日后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考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职。如果按照正常的升迁路线，他应该一边从事公务，一边等候升职的机会。然而此后的一次朝争，将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了。
明武宗像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宠任太监刘瑾等。正德元年（1506），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参劾刘瑾，刘瑾下令逮捕戴、薄等二十余人，予以杖责。王守仁上书请救，也被列为“奸党”，不仅被廷杖四十，还被远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的驿丞。当时的贵州是土司林立的边远之地，条件非常艰苦。王守仁到龙场时，当地是这样一番景象：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王守仁“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正因他胸怀旷达，虽在谪居之中，却越来越受到当地官员、民众的尊重。
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武宗处死，先前为刘瑾所打击的官员都得到起复，王守仁因此得任庐陵县知县，在任半年有余，改南京刑部主事，旋留京师任吏部主事。此后，王守仁连升本部员外郎、郎中，不久迁南京太仆寺少卿，改南京鸿胪寺卿，进入了升迁的“快车道”。
正德十一年（1516），四十五岁的王守仁升任左佥都御史、南赣汀漳巡抚，管辖江西的南安、赣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福建的汀州、漳州等府。当时，这一地区“系江湖闽广边界处，高山大谷，接岭连峰，昔人号为盗区”。究其原因，一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二是流民丛杂，难以约束。
王守仁到任后，将民户每十家编为一牌，互相监督，防止吏民与“巨寇”勾结；同时，他又选练了一支少而精的民兵作为机动兵力，以随机应变。借助这些措施，王守仁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盘踞当地数十年的诸多山寨，也因此被视为文臣中的知兵之士。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被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王守仁当时正奉命到福建查办兵变事件，中途听说宁王叛乱，遂一面上书皇帝，一面联络江西各地官员，准备平叛。由于叛军声势浩大，王守仁假造了多份朝廷公文，宣称各地精兵将陆续调赴江西，又离间宁王和谋士、将领的关系。宁王既害怕朝廷真的早有准备，又怕部下生变，乃迟疑不决。王守仁因此争取到了十余日的准备时间。
七月一日，宁王挥师东进，围攻安庆。王守仁遂从吉安出师，在樟树镇集合临江、袁州等数府的兵马北上。当时有人建议引兵蹑叛军之后，以解安庆之围，王守仁反对说：“九江、南康都已投降宁王，我军如果越过两城直向安庆，敌军必然回师死战，对我们反而不利。不如直取南昌，逼迫叛军回师，安庆之围自解。”当时南昌守备甚严，郊外还有一支叛军作为呼应，王守仁先袭破郊外叛军，进而全军齐发，黎明即抵南昌城下，城中震动。官军乘机登城，一举克定。入城后，王守仁果断下令诛杀掠夺百姓的乱兵，迅速安定了人心。
宁王得知南昌告急，即刻回援，与官军战于黄家渡，不利。次日，叛军又来攻，官军一度小败，有些士卒临阵逃跑，此时王守仁斩逃卒以徇众，三军复振，遂破叛军。又次日晨，宁王正整顿军队，王守仁已派出部队火攻敌船，叛军因此大溃，主要首领自宁王以下都被擒获，叛乱遂平。此时距叛乱爆发才三十五天，明武宗亲自率领的平叛部队尚未从京城出发，而王守仁所部仅是临时凑集的地方部队，各部队的指挥者又多是文官，竟能成就大功，实在令人惊讶。这也是王守仁最受后世称颂的一次军事行动。
当叛乱初起时，大臣多惶恐不安，唯有兵部尚书王琼说：“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后来果然被他言中。然而王守仁虽建大勋，却被武宗的宠臣江彬等嫉妒，当武宗率军抵达南方后，江彬便屡次向武宗诬告他有反意。幸而武宗还算清醒，反驳道：“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这才没有使这位有功于明室的名臣无辜受祸。
武宗去世后，世宗（即嘉靖帝）即位，江彬等权幸被清除。然而在世宗朝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下，王守仁还是屡遭攻讦。嘉靖元年（1522），心力交瘁的王守仁丁忧去职，直至嘉靖六年（1527），因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时任总督征讨不利，才被重新起用。到广西后，他招抚了叛军，又征讨断藤峡。奏捷之后，朝中大臣却“诋守仁征抚交失”，不加赏赐，虽有人为王守仁诉功，世宗仅“报闻而已”。
明世宗像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因病情已重，上书告归，回家途中病逝（时间为公历1529年1月9日），去世地点正是他曾抚治过的南安府，时年五十七岁。其丧过江西，军民感其德，无不缟素哭送。然而在朝廷中，对王守仁的攻击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此时，王守仁的功绩被批评、轻视，学说也被诋为“伪学”，连应有的饰终之典都被取消。看起来，他几乎要在历史长河的浪花中消失了。然而历史终究誓静肢平的，世宗去世后，其子穆宗继位，王守仁又重新被人想起，“廷臣多颂其功”。于是，穆宗诏赠王守仁为新建侯，赐谥文成。隆庆二年（1568），又以其子王正亿袭新建伯爵位。被人为扭曲的历史，终于还是在王守仁去世四十年后重新被纠正过来。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
如上文所说，王守仁晚年屡遭攻击，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究其原因，半由平宁王之乱的功劳惹人嫉恨，半因学术观点与主流的程朱理学不合。
如他去世后，桂萼等人就攻击其学说道：“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軬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然而到了嘉靖末年，“阳明学”已经成为当时儒家学派的显学之一，王学门人徐阶官至首辅，王守仁也于万历年间获得从祀文庙的待遇，成为“先儒”之一，一度与朱熹平起平坐。此后，学者对王阳明的评价更多地指向其学说的价值和影响，而其生前事功反而略而不谈了。那么，阳明之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学说，其本末源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青年时期，王守仁一度服膺朱熹的理学。十七岁时，他到江西迎娶妻子诸氏，次年同归余姚，路经上饶，拜谒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娄谅，向他问学。娄谅不仅授以理学中的格物之说，还勉励他“圣人可以学而至”。王守仁回到家乡后，除潜心于经史之外，还学习宋儒正心诚意之法。他本来是“和易善谑”的性格，从此也就“端坐省言”起来。及至中浙江乡试后，随父入京，在京师遍读考亭遗书，依朱熹的指导治学修心。
朱熹解释《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一句，认为应该“即事观理，以格夫物”，也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来获取知识和感悟，这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王守仁遵循其教，认为“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看到家中栽了很多竹子，遂日夜观察穷究，欲知其理何在，七日而病，乃自叹“圣贤有分”，转而就辞章之学。直至弘治末年，王守仁的思想都是在正心诚意的圣贤之学、辞赋文章的应世之学，与出世养生的道释之学间波动。正德初年被贬龙场，才给了他一个自我突破的契机。
龙场悟道在龙场丛山之中，王守仁虽“端坐澄默，以求静一”，实践着理学家的修心养气之法，但谪居的困境与内心的疑惑促使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想多了，便忽于深夜恍然大悟，认为“圣人之道，吾身自足”，对“格物致知”也提出了新的解释：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誓静质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在王守仁看来，“格物致知”实际是一个去恶为善、体认本心的过程，与外物无关，自然也就没什么“圣人处此”的问题。他主张“致吾心之良知”，又认为良知是“天命之性”和“吾心之本体”，则“心”与“理”实为一事，学者体认到本心，也就认识到了天理。今之俗语说“天理良心”，便是源自王氏之学说。
由于主张“心即理”，强调体认本心，因此，王守仁在知行观问题上主张“知即是行”，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个问题上，他曾与弟子徐爱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爱曰：“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知与行分明是两事。”
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
王守仁不否认现实中某些认知与行为的脱节，但他认为这是因私欲作祟导致，不是本心，人的本心是知行一体的。而他又特别强调“行”，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是因为当时士风衰薄，能言不能行者众多，王守仁认为急需豪杰之士起而倡之，昌明学术，振作士风之故。
王阳明雕塑在“龙场悟道”之前，王守仁已有讲学活动，但其学术的成熟与学说的广泛传播，是在正德四年（1509）主讲贵阳书院之后。此后，他宦游各地，所至皆讲授自己的学说，甚至在军中也不忘与门人弟子论学。经过二十多年的讲学，王门弟子遍及海内，其大者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系，而在思想上受到王学影响的学者更是不计其数。嘉靖初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但王守仁对于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实是他的讲学。
相对于规行矩步的程朱之学，阳明之学在思想上更为活跃。王守仁主张“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即一般人只要体认到良知，也能超凡入圣。王门高足弟子王艮更是由此推衍出“天性之体，本自活泼”“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的观点，这不仅是对程朱理学乃至王学的修正，还带有一些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名列明末清初“三先生”之一的黄宗羲，从学术谱系来看，也是王门后学，他提出“民本”思想，认为君主本为公仆，后来却“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从合法性的角度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
这些思想虽然与王守仁在讲学中传授的学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究其始，却不能不追溯到王学“人人有个作圣之路”的根本理念，这正是王学的进步性所在。近代朝鲜、日本的改革与革命，也常有宗奉阳明之学的学者参与，这是从另一角度证明王学具有进步色彩。
王阳明故居夜景王阳明学说的当代价值
作为一位古代出色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位才兼文武的明代重臣，王守仁的思想事迹自然有值得学习之处。当然，阳明之学终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一些思想已不可避免地过时了，但是其中的精华，以及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其中最值得讲的，就是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我们在前文中讲到，王守仁讲的是“知则必行”，强调的是“知”与“行”的一体两面性，“知”既能推动“行”的发展，“行”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知”的进步，两者互为因果，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领会知行合一的时代内涵，关键在于以实际行动体现理论成果，实现新时代的知行合一。王守仁曾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就是说，“知”和“行”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实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体系。就当前而言，“知”主要是指理论思想，“行”主要是指实践活动。“知”是基础，没有理论思想，实践活动就缺乏理论指导，甚至会失去明确的目标，成了“瞎忙”；“行”是重点，没有实践活动，理论思想就缺乏落实，即使是再好的提法，也只能停留在纸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必须将思想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实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的学说还特别重视自我反省。他强调“致良知”，晚年讲学时更是倡导“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他看来，人的本心是好的，上与天道相合，只是被私欲窒碍，遂有种种不良的举措。他在训诲弟子时，常要弟子通过自省的方式寻求本心，也赞许能够自省之人。在今天看来，王守仁所寻求的，实际就是通过反省实现道德上的完善与自律，并期望由此荡涤污垢，成为圣贤。今天，我媚静痔然不必如他那样，追求做一个旧时代的圣人，但是在工作之余，时时自省，发现自己某事做得好，某事做得不够，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我国明代中期的一位杰出人物，王守仁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他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以及“致良知”的思想，还有他在军政两方面的杰出成就，都足以为后人提供借鉴。今天，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学习历史上的优秀人物，王守仁其人其事是不能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