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被现实揍肿了脸之后，唐伯虎才悟出人生的终极追求——闲着。
经过科场舞弊、失意归家、愤怒休妻，最后到纵情酒色，他的心境慢慢缓和下来，于 39 岁那年在苏州城北的桃花坞筑起了桃花庵。在这里，他写字画画，自食其力，对卖画换钱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草屋蒲团图 唐伯虎
《草屋蒲团图》大约是作于这个时期。
水墨烘染群山，山间云雾飘动，江南初秋之景色，淡淡袭来。谷中飞泉直泻，形成清溪，环绕草屋徐徐而过，整个画面幽雅清静，浑厚凝重。
茅屋左侧巨石竖立，五株劲竹象征屋内主人的品格，拔地参天。前景山麓下，文士抱膝坐于蒲团之上晨读，人物刻画生动，双目坚定有神。
不用说，闲着的时光，定是清爽又美好。
群山云雾与文士
人是闲了，但内心戏不能忽略，还是要做足，其身后那块洁白无瑕的“素屏”，就是最好的例证。
屏风曾是 3000 年前周天子的专用“家具”，代表着权力。经过不断演变，它带着防风、隔断和遮隐的用途，在士人之家流行开来。绘于其上的屏风画，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时人认为，画于屏风之上，优雅又新颖。
但一些唐代文人不信这一套，他们放弃了大唐的华丽宫廷风，轰轰烈烈的爱上了素屏，有白居易的一首《素屏谣》为证：素屏素屏，孰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
明代时期，文人雅士家里的素屏就更为常见了，它甚至成为了屋主人内心无欲无求的隐喻。唐伯虎的《草屋蒲团图》，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我很闲，我很冷淡，你们了解一下...
素屏
画画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往往是另一回事。
没过几年，对仕途不死心的唐伯虎被宁王骗去当木仓使，又被现实一顿暴揍，待再次回到家，彻底变得佛系了，他自号“六如居士”，不问世事，真正接受了自己的终极追求。
相比唐伯虎被捶得体无完肤后闲下来，年轻一点的仇英有很大不同，他是另一个极端，一生都没闲着...在 30 多年的从艺生涯里，光是长卷就画了 10 多幅，每幅用时两到三年，再加上其他作品，仇英的人生大致是全部沉浸在了丹青画卷里。
但对于“闲”，他应该是向往的，就像那幅《独乐园图》，画的就是其内心独白。
《独乐园图》局部 仇英
《独乐园图》起源于另一位仕途爱好者的终极追求——
公元 1071 年，北宋新旧党之争刚刚开始，司马光的好友因直言王安石“用残民之术”而被罢官。他愤然上书，主动请辞，退居洛阳后，绝口不论政事，以书自足，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 15 年。
司马光写书的地方，就在独乐园里，休闲之余，他还写了一篇《独乐园记》，文中依次记录了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和见山堂共七处景致，七种关于“闲”的标准姿势。
多年过去，这些园中好去处，渐渐成为了后世文人的向往之地。仇英表面上画的是司马光的独乐园，实际也是在画自己终未到达的独乐园。
采药圃
园中的采药圃里，身穿白衣的文士置身于竹林包围的空地中，坐于虎皮褥上，四周是“杂莳（ shì ）草药”，一只野鹤站立身旁，他遥望远方，卧以游之，闲适自得。
文士
不远处的种竹斋中，还有另一种“闲”的方式。
从“采药圃”那个章节里可以看出，这位文士是真的喜欢被竹子包围的气氛，所以茅屋周围虽然已经布满了硬竹，他还是觉得不满足，仍在拼命地种啊种。
毕竟在理论上，闲着也要闲出个样子来的。
种竹斋
他坐在藤椅上，听侍童汇报着工作，扛竹子的同学卖力的来来回回。几位干苦力的同学可能不清楚，自己扛起的，可是一个人的终极追求，不然怎么会这么重...
扛竹
要说闲着，体会最深的还是元代文人。
自蒙古人南下后，多数名士选择了隐逸山野，就“元四家”来看，最彻底的隐居者是吴镇。
他的父亲是宋朝的抗金将军，入元之后，吴镇怀着亡国的忧郁情绪选择了退隐。与王蒙偶尔出山做官不一样，吴镇秉性孤傲，不与权贵来往，终其一生都是布衣。他为人抗简孤洁，平日里以占卜为生，很少卖画，画画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
“渔父”，是吴镇情有独钟的题材。在元代，这个词是清高和隐士的代名词，是精神象征，它不仅频繁出现在绘画中，文学作品也时有描述。
渔父图 吴镇
在《渔父图》中，吴镇将此形象置于大山大河的背景中，孤身一人。远处山峰峭拔而立，绵延起伏，中景坡石渐缓，相拥而卧，近景的江面上，渔父泛舟其上，随风飘荡，怡然自得。
显然，闲适的隐居，变成了超然的生活姿态。
把画面放大，将渔父推到特写位置，一个有意思的形象出现——无论是那支鱼竿，还是粗犷的胡须造型，都近似现代人。只是，这一艘木船和船头的一壶酒，道出了年代。
渔父
依此看来，古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渔、樵、耕、读，似乎与现代人动不动就憧憬的田园生活，相差并不大。假若将这些古今之法，总结成一种方式，变换为一整招儿，毫无疑问，就是闲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