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衡
胡同旧貌（徐越手绘）
儿时记忆（徐越手绘）
李村30号院的院门口
老院子（徐越手绘）
李村公交站
医生周衡
周衡是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年少时曾与新闻专业擦肩而过，内心却有着一粒写作的种子。人到中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出诊查房之余写下属于自己的“城南旧事”，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和共鸣。前不久，他的新著《胡同忆旧》一面世，更吸引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采访医生比想象的还要难得多，因为周衡太忙了。终于面对面坐定，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时光像倒流了三四十年，几乎消失的李村已经融进他的精神世界：那时物质的匮乏，挡不住率真的快乐；平实的生活，掩不住追求的步履……如数家珍之间，能真切感受到周衡对胡同的热爱、对生活的热忱。同时，生活的真谛似乎更值得去品味和思考了。
两年多时间，用手机写完了10万字的《胡同忆旧》
医生每天出诊查房、应付专业著述都忙不过来，怎么还能出一本文学类的书？很多人见了面第一句都这么问周衡，他笑着打趣说自己的日常听起来很枯燥：早上8:00开始交班，把头天、夜班的事整个过一遍；然后开始上午的查房，20多个病人仔细查一遍，一上午就过去了；中午吃过饭，13:00门诊专家号。神经内科是天坛医院的重点科室，病人来自全国各地，虽然门诊的限额是半天17个号，但遇到老病人复诊、同行同事推荐病人的情况，加号是免不了的。即便每个病人看10分钟，将近4个小时就过去了。此外，大概每10天左右再值一个夜班，那天就得是24小时盯在医院。
今年，周衡带领团队出版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疑难病例（第四辑）》，使得“那些年我们管过的病例”得以记录下来，这一纯靠情怀完成的系列著作收获了极好的业内口碑。周衡还作为主编完成了一本40万字的专业著作《急诊神经病学》，他不仅撰写了其中的两章，还承担所有文章的修改和润色。从哪偷来的时间写《胡同忆旧》呢？周衡笑了，“40岁以后，我就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如果干了闲事儿，会有一种负罪感。比如说值夜班的时候有的人会追剧，光想想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写《胡同忆旧》的灵感则源于一次同学聚会。几年前，周衡的小学同学第一次聚会，不少多年失去联系的同学都被找了回来。大家兴致很高，聊起许多当年的趣事，原本早已忘记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过往的点点滴滴不时沉浮在脑海之中。之后，在一次出差候机的时候，周衡掏出手机写下了其中一个片段随手发到群里，没想到群里热闹了好一阵，有人点赞有人补充。从此，周衡一发不可收，让他感到神奇的是，记忆就像是一个蒙尘的老信封，不经意间被打开后，所有的过往竟是如此鲜活，昔日情境就像镜头回放般，一桩桩再现眼前。
周衡几乎把各种碎片时间都用上了，等飞机、坐高铁，“没事的时候就写一段。比如说今儿去出差，可能路上有40分钟的空闲时间，就先构思一下，路上写完之后基本就不改了”。平时想到什么题材他也会赶紧先记在手机上，连每天晚上跑步锻炼时也在想事，“今儿想起一个拍洋画，明儿想起一个假领子，就把题目先记住，然后坐地铁、出租车之前，先想想那会儿的大概情况，等到车来坐定了，就开始写”。
两年多不间断地利用空闲时间，周衡用手机写完了10万字的《胡同忆旧》，“最后交给出版社终稿时，改动的程度不超过10%。”在此过程中，有时回想一天安排的几件事都能干完，周衡自己都感到挺奇怪。他觉得压力大反而使自己练就出一个本领，“我每天睡5个小时觉就够用了，而且从来没有失眠过，入睡特别快，质量特别好。有时候坐两站地铁，我能睡两觉。车一开我就睡着了，到站我就醒了。一看还差一站，再睡一觉。下了车该干啥干啥”。他每天早6:10起来，晚上回家跟爱人一起打理完家务事和孩子的功课后，少说也得11：00了。然后才是干自己事的时间：做做课件，写写东西。他打趣，“我一般凌晨1：00睡算正常，可能要比别人多活了1/5。”
哎哟，自己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1971年，周衡出生在北京南城李村的一个小院，小时候还没有南二环的景泰桥，四周都是农田。直到现在，北京人还爱管李村叫李村儿，加了儿化音，透着乡土，左近的地名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风格，黄土炕儿、琉璃井儿……周衡笑言，过去在老北京看来，过了天桥就是南城，出了永定门就是乡下。正是这片“乡下”，给了周衡一草一木的根基，以及胡同文化的滋养。
刚开始动笔写《胡同忆旧》时他才发现，自己几十年来来回回的活动轨迹，也就是地图上巴掌大一块地方：“十岁之前出没在李村儿的胡同里，中学上的天坛东门附近的109中学，一待就是六年。大学往西挪了一截，在菜户营的首都医学院。毕业分配回天坛医院，又回到中轴线上。”像许多北京土著一样，周衡没有天南地北求学谋生的奔波，自带很多北京爷们特有的气质：说话乐乐呵呵，办事四平八稳，最大的希望是能找个时间放空自己，慢慢享受生活。
周衡回忆在写胡同生活时，老有个场景从脑海里蹦出来：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过一篇小说，很让他着迷，叫《古老的南城帽》，“每天都坐在收音机旁边静静地听，说的几乎就是身边的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周衡坦言，出版《胡同忆旧》不求畅销，为的是能给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生活留下个印迹。“我的日子没白过，都有个交代。当了几年大夫，写了四册病例汇编。在胡同生活长大成人，把它记下来，让大伙能看见，我没有辜负这段生活。”
他没想到的是，书一出来有那么多人喜欢，先是年龄差不多的同学朋友，大家都觉得唤起了对儿时生活的回忆。还有很多低龄读者给他留言，“看了你的书，能体会到那会儿的生活，真挺好的”。医院里刚参加工作的九五后小伙伴，聊天时老爱让他说说过去的事。甚至儿子也会好奇地问他，“爸爸你写的录音带我都没见过。爷爷家以前看电视还用接天线呀，电视不是接上插口就能看了？煤球炉什么样呀？”
让周衡感动的是，老同学徐越也是老北京的胡同串子，看了他写的一段段文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拿起画笔，描绘出那些共同的旧时光。徐越觉得，那些胡同里的老山墙、搭棚盖的小房，爷爷在空地开荒的小花园、种的紫丁香、养的金鱼，胡同口的副食店、粮店、邮局、修车铺、澡堂子，甚至沙土堆、砖垛子……无一处不藏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满满回忆，“画着画着能掉眼泪儿”。因为徐越画得特别精致，还很有情趣，后来被编辑作为插图选用，为文字增色不少。
要是写完一件特有意思的往事，周衡能激动半天，那些场景常常挥之不去：老少三代在夕阳中捡拾杨树花，奶奶蒸出两锅大包子；爷爷和父亲备料自己动手盖小南屋；暑假陪姑姑住给她壮胆，俩人却被夜里屋顶上找食儿的耗子吓到；胡同里卖五香蚕豆的老爷子，崩爆米花的师傅，能陪着胡同的孩子消磨一个下午；无意中发现小树林儿深处的安乐林文化站，和小伙伴第一次去看录像，就被香港武侠片看得热血沸腾；老街坊们把自己房子腾出来给“大全儿”安排喜宴……他每每庆幸，“哎哟，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曾考进“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磨炼了写作能力
周衡一手写刻板枯燥的专业著作，一手写细腻温情的文学回忆。看似“分裂”的写作是如何做到的？周衡坦言，他对古典书籍天生就喜欢，而且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得奖拿回家一套《资治通鉴》，他至今记得特清楚，“黄色的封皮，特喜欢，没事我就捧着看。我爸就挺奇怪地问我，你不用工具书看得懂吗？我说大概能懂多一半。”后来上初中之前，他把《西游记》《三国》《水浒》反复看了好几遍。
到真正要求写作文了，他的作文分数有一段时间特别差，“几乎可以说是不会写”。可把当过语文老师的父亲着急坏了，一次考试前临时抱佛脚教了他两篇范文：一件难忘的事、一个可爱的人，告诉他事怎么写，人怎么写。结果那次考试成绩还不错，他似乎一下开了窍。后来到了中学，写作题材变得广泛，周衡意识到再靠范文不是长久的办法，于是他很正式地跟父亲说“以后您不要管我了，我自己来，写多少分算多少分”。
幸运的是，一上初中他就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语文老师，“那会儿课代表都是班主任委派，但语文老师在全班说我要自己找一个对语文有兴趣的。我一听，特想争这个课代表，于是每堂语文课表现都特别好。”老师喜欢他的机灵劲，后来就让他当了语文课代表。受此激励，周衡暗下决心：必须得写好作文。
彻底敲开他写作之门的是一本很老旧很厚重的《文学描写辞典》，“我记得特清楚，那本书的内容特别好。比如说写日出，里面就选了最好的作家，老舍怎么写的，曹禺怎么写的，包括外国作家的，托尔斯泰怎么写的等等。刚开始摆在一起看着模仿，后来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情景怎么叙述、层次怎么展开，好像一下就会了”。
90年代初，周衡曾考进北京青年报社办的“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简称“学通社”）。他还记得，同一届参加的“学通社人”有那威、骆新、王蕤和姜薇，那段难忘的成长经历独特而回味无穷，磨炼了他的写作能力。
高中面临文理科分班，喜欢文史的周衡原本一门心思想学考古，后来父亲劝他不如趁着年轻掌握一个安身立命的技术——去学医。“我爸觉得历史可以作为一个兴趣，回过头来再学都不晚，但理工的东西过了就学不了，他说你看鲁迅学医的，郭沫若学医的，都可以有所为。后来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喜欢的罗大佑学医的，张洪量也学医的，就选择了理科”。周衡算理科生里文科成绩最好的，“因为政治语文分都挺高的，高考时还占了点便宜”。
直到现在，周衡最喜欢看的还是传统文学经典，“像巴金、茅盾、沈从文等等那代人，特别有深度，总会有新的发现。前几天我重读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当时看不下去的东西，现在一看却非常感同身受，很受触动”。周衡越来越觉得，虽然每天工作非常紧张，“但写作还是挺好的一件事”。
如果有人文情怀，可能做起医生来更得心应手
多年出诊，周衡体会最深的是，如果一个医生没有人文情怀，“专业能做得很好，但跟人沟通很容易出问题”。在他看来，医生跟病人打交道，必须能理解人。“如果对人文历史更了解一些，可能做起来更得心应手一点”。让他遗憾的是，“现在的医院对科研都比较重视，但缺少人文培养，尤其是门诊医生跟人打交道，培养情商也很重要”。
周衡不仅医术好，人也很随和，他在医院出诊特别受欢迎。很多病人都有一个感受，“只要跟周大夫一交流，就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周衡笑言，好的交流是从病人一进门就开始的，病人说病情常常比较啰嗦，可就算说得很慢，周衡也不会打断他，有时候家属都觉得烦了，“你别说了，我替你说”。这时周衡会立刻阻止，“你别说，让他自己说”。在他看来，病人自己说的才是最准确、最客观的，有时无意中一句话对诊断就很重要。
周衡出诊时，遇到看不惯的事总忍不住要管。有一次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病，孩子坐下，妈妈站在旁边说病情。谁知那孩子特混，刚说了两句就大声呵斥他妈妈。周衡看不下去了，“你妈带你来看病，还陪着你，对你多好，你怎么对妈妈呢？你应该和气点，等她说完你再补充”。
病人跟周衡唠叨最多的是，“以前挂了好几个特需号，每次花好几百，可看病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大夫，能跟我们聊这么多话”。周衡觉得，医生和病人是合作，才能一块把病解决了。“如果大夫总居高临下的，就算诊断很准确，但病人的感受不会好”。
神经内科看的几乎都是疑难病症，周衡直言，“人的神经从头到脚哪儿都有，所以哪儿都可能有问题，癫痫、脑膜炎，老年痴呆、肌无力、渐冻人，这些都是我们科室的。”很多第一次来的病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大夫脾气好态度好”，以至于找周衡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号也越来越不好挂。
有人直接找上门说，“周主任下星期想找你看病”，他也总不忍拒绝，“行，来吧”，来了只能加号。“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在国内专科排名四年双第一了。毕竟这些病很难治，很多外地来就医的病人到这儿就相当于是终审了，我不能说算了别看了回家吧。有一线希望的肯定得鼓励他，帮他们想办法。”虽然工作非常累，但是周衡很喜欢自己从事的专业，身边的人也都觉得他特别适合干这个职业。
出门诊不但不觉得累，还很治愈
照理说出门诊是最累的，可周衡不但不觉得累，还觉得挺舒畅，甚至能治愈不好的心情。“有时候情绪不太好，但一出门诊看完几个病人之后，就觉得舒服多了”。他坦言看病的过程自己很愉快，“特别是看到病人来的时候很难受，帮他解决了病患的问题后，是有成就感的”。
多年行医，周衡收获了很多病人真挚的情谊，并且带给他特别多的欣慰，“有的人大老远来了，看我在忙赶紧就走，说看见了就安心了。有个阿姨特别逗，每年春节酱两个猪蹄送来，放下就走，好几年了”。
周衡喜欢一个人坐下来，踏踏实实钻研点东西。“为了使几件事一块干用时最短，我还研究过统筹。比如出门诊看病人，我就利用间歇布置病房里的活，让他们把病历整理好，把片子通过微信传过来。从这个门诊走到病房大约需要10分钟，利用这个时间我就能把传来的五六张片子看完了。等到了病房的时候我就有结论了”。
周衡很少出去聚餐吃饭，放松时他喜欢听听音乐，还爱摄影和旅行，上初三时他正儿八经学过几年摄影。“1987年的暑假我加入了‘小广角摄影协会’，当年的摄影老师是谢海龙，黑瘦黑瘦的，来给我们讲课。后来我当知青的七叔从东北回北京，教我装了暗房，那会儿家里不富裕，我爸还为我买了放大机。冲洗胶卷、显影、定影、上光我都会了。”
中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西北风刮得奇冷无比。他去中国美术馆时看见一套《纽约摄影学院教材》，爱不释手。可那套书是上下册，一册七块多，他掏干净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本上册。买完上册后站在那犹豫了半天，生怕过几天再来下册卖没了，于是他一咬牙顶着大风骑回家，要了钱又赶紧骑回去，把书买全了，“那套书一直是我学摄影的指南”。
周衡下一步还有个小目标，他是想写点游记，配上自己的摄影作品，把多年行走中最喜欢去看的博物馆、名人故居中获得的乐趣，以及感悟表达出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前两天他把最喜欢的这句宋诗很有点仪式感地抄录下来，希望自己能够静下心来，从万物中不断获得无穷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