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然间，徐达章听见天空传来几声鸣叫，仰起头，看见一行鸿鹄正在云影里穿行。惊诧之余，他的老屋传出来一阵婴儿响亮的啼哭，声音带着几分凄厉……
徐悲鸿，1895年出生于江苏南部的一个滨河小镇，这位从小就对绘画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悟性的少年，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将经历那么坎坷崎岖又熠熠生辉的人生。
我们现在提到徐悲鸿，想到的或许是他笔下栩栩如生的马，亦或是他那句“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的座右铭，可那一幅幅奔马的背后是怎样的精神支撑，那一次次的顽强与坚持背后又有多少曲折又精彩的境遇与经历？
《山河百战归民主》（1953）
著名画家夏桂楣教授历经多年寻找徐悲鸿生活的蛛丝马迹，试图尽可能地找寻当年的细枝末节，勾勒起徐悲鸿的人生画卷，而通过徐悲鸿的师生相承、艺术交往与爱恨情仇的故事细节，也向我们呈现了一幅近代艺术家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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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
徐悲鸿的绘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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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是位现实主义画家的代表，主张师法造化，中西结合。他既尊崇我国历史上有成就的画家，也崇拜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派、象征派的某些画家。在艺术创作上，他选择了现实主义道路，并且旗帜鲜明地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研究绘画之第一步功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唯一之法门。素描拙劣，则于一个物象，不能认识清楚，以言颜色更不知所措。故素描功夫欠缺者，其所描颜色，纵如何美丽，实是泛滥，几与无颜色等。”
他还曾在画论中提出新七法：（一）位置得宜，（二）比例正确，（三）黑白分明，（四）动态天然，（五）轻重和谐，（六）性格毕现，（七）传神阿睹。
《柳枝麻雀》（1938）
1929年，教育部在上海的新普育堂举办了“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而这场展览也引发了美术界非常著名的 双“徐”之争。当时勃然兴起的洋画运动、自由解放的艺术思潮、盛极一时的全国美展，使得这场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提倡现代派的争论变得必然。
徐悲鸿认为，在中国，素描刚刚被引入，还没有几个人能画出一张完整的素描。 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夸张地提倡现代派，必然会忽略写实基础的训练。因此，徐悲鸿对参展作品中过多的现代派倾向表示不满，拒绝展出自己的作品，并给徐志摩写了一篇公开信《惑》。
“吾滋愿吾敬爱之中国艺人，凭吾国天赋造物之繁，有徐熙、黄荃、易元吉、钱舜举等大师，并与吾人以新生命工力湛深遗世独立之任伯年。不愿再见毫无真气无愿力一种Art Conventione 之四王充塞，及外行而主画坛之吴昌老。愿吾国艺术趋向光明正大之途。”
徐悲鸿认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为塞尚这种现代派画家辩护是“激于侠情的义愤”，提出自己的写实主张是 “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
《跨犊儿童》（1943）
徐志摩的观点是，塞尚作为一种流派的诞生，必然有他的道理和合理性，在世界艺术的殿堂里应该得到宽容，允许各种风格存在，而不能一棍子打死。应该说，他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因此，这场争论越辩越激烈，两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不同的支持者。
后来，徐悲鸿又写了《惑之不解》继续深入论述了西方“现代派”不过是艺术上的“傀儡”，而傀儡则不能视之为“人”，这是区分艺术真伪的重要标志。艺术要讲求形，形之不存则谈不上艺术。他认为对待艺术，就应像对待植物一样不能存有偏见。对于饥饿人群，所急需的并不是什么燕窝和鱼翅，而是青菜豆腐汤……
“在中国而学西洋画，取资极隘，然不必因是而灰心。学者无论从何种对象下手，必须注意形体异同，黑白分明，庶不致误入歧途。”
徐悲鸿与徐志摩的争论并不只是个人认识上的差异，而是使20世纪开先风的文坛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徐悲鸿在此次展览中拒绝展出自己的作品自然有他的道理。这就是作为一位学者、艺术家，能够影响国家学风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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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徐悲鸿爱才如命"
徐悲鸿的教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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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对于艺术创作，还是在艺术教育事业上，徐悲鸿真正的扬帆起航达到高峰，还得从留法归来算起。他说道： “我的教学为第一，书法为第二，绘画为第三”。可见。他已经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放到了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把美术事业的发展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然后才是个人创作。
《秋蝉》（1939）
在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的邀请下，徐悲鸿接任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上任之后，徐悲鸿在教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但整顿了教学秩序，还经过严格考核，清退了一些不合格的挂名教员。
此外，徐悲鸿还开始组建教师队伍，希望能够邀请一些著名教授来提高教学质量。他曾经三访齐白石，请他教授中国画系，而那个时候，齐白石正因“画风变法”而遭受北京画坛保守势力的攻击。徐悲鸿前两次登门都无功而返，但他却锲而不舍。齐白石被徐悲鸿的精神所感动，便对他道出了实情：
“我只是一个乡野的木工，没有学历文凭，若登上大学教堂去讲课，恐有教师之非议，又怕学生捣乱，连课都上不成。”
徐悲鸿听罢，便用真诚的口吻对齐白石说：“齐先生的顾虑不无道理，但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能教我徐悲鸿。”
在徐悲鸿真诚恳切的邀请下，齐白石决定一试，他的教学也果然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可见徐悲鸿在美术教学上的重视与用心。
（徐悲鸿与齐白石）
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来后，受田汉的邀请在南国艺术学院主持画科。在这里，他发掘了后来成为现代卓越人物画家的蒋兆和，培养了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吴作人，后来又发现了吕斯百、王临乙、滑田友、陈子奋等绘画届奇才。徐悲鸿慷慨地为他们提供生活费，推荐他们到专业的院校学习，也在不断的沟通交流中慢慢为这些艺术大家们指明了艺术的方向。
1929年徐悲鸿赴庐山写生的过程中结识了傅抱石，发现他的山水画有一种少有的灵气，与他常有交往并帮助他去国外留学。后来，傅抱石终成大器，被徐悲鸿聘为中央大学教授。
1942年，徐悲鸿从新加坡回到重庆，与傅抱石合作了一幅《云林洗马图》。这幅作品不仅记录了徐悲鸿与傅抱石的深厚友谊，也见证了二人在艺术创作上的默契。
《云林洗马图》人物与梧桐由傅抱石创作，马由徐悲鸿创作
徐悲鸿就像一位诲人不倦的伯乐，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位被他发现的艺术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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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学成当报国"
徐悲鸿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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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政府北进攻打奉系军阀，称为“第二次北伐”。日本唯恐中国一旦得到统一，便不能任其肆意侵略，因此，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沿线，以阻挠北伐的行进。北伐军开进济南后，日军大举进攻，屠杀中国公民数千人。
时任南京政府外交特派员的蔡公时带领十七名外交人员赶赴济南，在日本兵的强盗行径下壮烈牺牲，也就是历史上惨烈的“五三惨案”。
徐悲鸿得知此事后，怀着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和对革命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了《蔡公时济南被难图》，对于中国军民后来的抗日情绪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蔡公时济南被难图》（线描稿）
1928年，蒋介石一意孤行想要拆除南京古城墙，时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徐悲鸿毅然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发去电报，反对拆除南京古城墙，甚至在蒋介石恼羞成怒后也绝不退让，不但发了电文，写了文章，还接受国内外记者采访，社会各界对徐悲鸿的声援声也日益高涨。
“而欲毁灭世界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刘伯温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亿兆大砖，埋之于今国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万万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回咏叹，徜徉登临，忘忧寄慨之乐国也。”
作为一介书生的徐悲鸿，势单力薄，而他所面对的，却是手握中国最高权柄的独裁者，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不仅如此，当蒋介石想索要徐悲鸿的《灵鹫图》送给美国将军时，徐悲鸿也严词拒绝，并对前来威逼和恐吓的特务分子怒斥道： “我的作品属于国家，就是把国民党的金库给我，我也不让它流落海外。”
《灵鹫图》
1932年徐悲鸿迁入自己在南京的新居——徐悲鸿公馆。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他便将新公馆命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正如他在《危巢小记》中所说：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
迄今为止，在我们民族的绘画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大师能像徐悲鸿那样在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中，百折不挠地发现、培养、团结了那么众多的艺术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艺术救国活动；
也没有任何一个热的情感深处遭遇过他那样的苦难，而且将自己的苦难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幽静助忧民。
更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性拙劣，爱艺术入骨髓”，将生死置之度外，给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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