ε (姚明：职业体育不是比烧钱 举国体制下如何建规则) 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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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职业运动员中，姚明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一位。他的转身虽然也历经缓冲，但绝对算得上优雅而顺畅。如今，他已经把自己的场域从篮球场扩展到更大的空间。
那天北京的雨是61年以来最大的，至少气象部门是这么说的。姚明被困在大连，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采访，他改签机票降到天津，坐车进京时已是深夜。
托运的行李中午11点才送到酒店，姚明忙着给自己携带的各种电子设备充电，几乎用尽了酒店套间内所有插头。看到记者端起相机，姚明脱掉拖鞋，穿上一双带有NBA标志的白袜子，换上一双鞋头沾满土灰的白色运动鞋，“要拍照，还是要穿上(鞋)。”姚明自言自语道。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处事周到。
姚明退役后，身份多元起来，俱乐部老板、学生、慈善家、商人、政协委员……在不同的领域扮演各种角色。“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张名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
“我没有名片。”姚明接过记者的名片后，很诧异地答道，“大家大致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无需任何自我介绍的开场，即使已经退役，他依然是姚明。但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个球员姚明。
“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投资球队、做慈善、上学……你退役后转型得很快，之前有规划好吗？
姚明：我算有个缓冲期。也有些出乎意料，没有料到伤病猛如虎，一下子就……(退役了)但是中间至少缓冲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准备，中间有些反复，总的来说还是挺顺利的。
中国新闻周刊：退役后做什么，身边的人会给你建议吗，还是你特别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姚明：旁边人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自己团队里面的意见，但拍板还是靠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退役之后，有没有你特别想做，但现在还没法做的事？
姚明：有一些，但是现在不想说，因为一旦说了就会有压力。现在做不了的事肯定是有主客观的原因，所以做不了。既然做不了，就不要去想，有一个长远目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出来再给自己增加一些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篮球俱乐部、基金会都有专业的团队帮助你运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上学？
姚明：上学是极其认真的，而且这个事情挺费我脑筋的。但我上学倒不是像普通学生那样一整天盯在那，我倒没有必要。一周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另一半时间是在上课或者做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企业或商人来找你谈合作，更多的是对你感兴趣，还是对项目本身感兴趣？
姚明：一开始，肯定是对我有些兴趣。但时间长了，我们团队做出的事情，会让他们自然而然感兴趣。我就算一个诱饵吧。我不介意。什么事都有一个开始，可能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功利，可以慢慢过渡到更高一层的追求上。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还有人为了想见你，借口来谈合作吗？
姚明：不太有。
“我们强调以体育育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希望小学篮球季的活动达到什么效果？
姚明：达到一个普及的效果。两方面说，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了解篮球，另一方面，篮球除了锻炼、玩以外，还有我们很强调的以体育育人的这方面，这在教育里面是很不可缺失的一环，这是我们想普及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的一些慈善活动延续性不够好，姚基金的活动怎么保持延续性？
姚明：确实，延续性是决定项目能否做好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届，我们也希望以后能持续不断地做起来，并且质量越做越好。并不只是数量规模，数量规模只是一个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要看参与的人是否足够有收获，不管是志愿者还是我们，还是孩子和学校，有收获才能说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捐赠者也会有更大的热情投入。
中国新闻周刊：姚基金成立近4年来，做的事情达到你当初的设想了吗？
姚明：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两个阶段的工作目标。第一个阶段是尽快深入到基层，看看哪里有学校需要我们帮助，纯粹的基层设施硬件的建设。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条件再差，都可以成为一个教室，哪怕有一些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的危房。在一些贫困偏远山区，人的忍耐力真的非常让人敬佩，那些教室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是天壤之别，但因为有老师学生在里面，它的含义和那些窗明几净的教室是一样的。不管条件多差，只要有人在，都能称为学校。所以硬件建设只是一个载体，关键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装进去。
篮球季是一个很重大转变，给我们多了一个发展方向，除了硬件上的建设援助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内容上的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参加篮球季的47所学校都在偏远地区，大城市的学校不需要吗？
姚明：中国哪都缺少。中国好像什么都有，但除以十三亿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定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去做一些事情。
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打工子弟学校其实条件不是很好，我在上海去过两所，在北京去过一所。我是大城市长大的，确实有一种很明显的对比反差，感受处在同一个城市里享受着不同的教育条件。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们的孩子由于户籍制度等，没有办法进入普通学校读书，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有时候我，包括有这样理想的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CBA联赛中，投入资金多少会对球队成绩影响很大。在所有投资者中，你的资产是比较少的，怎么办？
姚明：是(比较少)。
现在大家有一种想法，我不敢一下就把它说成一个误解，但我认为大家都需要多想一层。大家感觉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职业体育就是烧钱的，是没错。但烧钱是不是有一个尽头呢，是不是烧钱烧得越多，对体育的发展就越有利？特别是职业体育和运动水平，我指的是篮球足球，都不是世界顶级的情况下，是不是烧钱烧得越多，就帮助我媚静助家提升了职业体育和运动水平呢。
特别是我现在在上经济课，很有意思，可以直接运用到这上面去，体育市场化肯定是要和经济沾边的。经济课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边际效应递减”。可以看到中超新闻，这个那个外援来了，每次都是报道薪水又破了新高，那这实际就是“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
目前就是无序的投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规则，大家都去遵循，在这个规则下，再去看我们怎样更有效率地去花钱、去培养这个市场、去提高我们的水平，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谁可以花更多的钱。
供给和需求，在自由市场上应该是互衡的，但目前来说，国内球员是有限的，供给是有限的，但需求是无限的，造成投入的钱不停地提升，加上我们的体制原因，但这不代表我们的水平就提高了。
从外援的角度来说，也是存在这个问题。你会看到好像这个市场很繁荣，像股票一样在破新的指数，但是不是真的水平提高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跟其他俱乐部的老总交流这个话题吗？
姚明：我学经济课时间很短。其他俱乐部投资人都是做企业出身，肯定非常了解这些。问题在于，在职业体育中，你追求的是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
你把录音借我，我以后再讲就直接放录音算了，我解释得好辛苦。我不如把这写篇论文给我教授，大四直接毕业了。(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是因为兴趣投资俱乐部，有人是因为广告效应，你说要打造百年俱乐部，出发点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是就不一样？
姚明：我不能随便去判断别人的意图，我相信投资篮球足球都会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但职业体育在中国是比较新的，所以在操作手段上大家都是在摸索，关键是我们要总结，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有没有办法去改正。
中国新闻周刊：NBA有相对规范的游戏规则，让球队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争，CBA联赛能形成这样的规则吗？
姚明：我们现在有一个双轨并行的问题。举国体制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面，全运会的那种比赛方式，这些方式确实培养了大批的奥运冠军，但里面从来没有篮球足球。现在还存在市场化的职业体育，讲究的是市场公平性、过程的公平性，不追求结果的公平性。
还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样能有效促进国家体育水平的提高。但我们现在是双轨并行，还是举国体制凌驾于市场体制之上，从行政上、领导话语权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破坏规则。市场体制是非常讲究规则的，一旦设定规则，大家全部要去遵守，哪怕改变规则也需要大家去讨论，在这点上我们有一个力量的对比。
我其实就很复杂，从举国体制的环境下培养出来，但又跨入到市场体制，比如国外打球的背景等，我希望能从这两条轨道中找到交叉点。
中国新闻周刊：找寻的过程中你能做什么？大家觉得你好像能做很多事情，就像以前在球场上一样。
姚明：其实也不是这样，任何体制从他的历史阶段发展出来，都是有他的历史惯性的，就像一列火车隆隆地开了三四十年，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突然刹车停下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这需要很大的耐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的很多改变也是和现在国内的大环境有关？
姚明：是，没错。甚至有时候我，包括有这样理想的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未来，上海大鲨鱼有队员能去NBA，你会很爽快地放他走吗？(姚明进入NBA前，曾被要求支付给母队高额的合同买断费)
姚明：我是这个事情最好的代言人，我完全理解这名队员希望去挑战高水平运动时的心情。我经历过这个痛苦的过程，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td][/tr][/table]
在中国职业运动员中，姚明被认为是善于思考的一位。他的转身虽然也历经缓冲，但绝对算得上优雅而顺畅。如今，他已经把自己的场域从篮球场扩展到更大的空间。
那天北京的雨是61年以来最大的，至少气象部门是这么说的。姚明被困在大连，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采访，他改签机票降到天津，坐车进京时已是深夜。
托运的行李中午11点才送到酒店，姚明忙着给自己携带的各种电子设备充电，几乎用尽了酒店套间内所有插头。看到记者端起相机，姚明脱掉拖鞋，穿上一双带有NBA标志的白袜子，换上一双鞋头沾满土灰的白色运动鞋，“要拍照，还是要穿上(鞋)。”姚明自言自语道。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处事周到。
姚明退役后，身份多元起来，俱乐部老板、学生、慈善家、商人、政协委员……在不同的领域扮演各种角色。“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张名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道。
“我没有名片。”姚明接过记者的名片后，很诧异地答道，“大家大致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无需任何自我介绍的开场，即使已经退役，他依然是姚明。但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个球员姚明。
“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投资球队、做慈善、上学……你退役后转型得很快，之前有规划好吗？
姚明：我算有个缓冲期。也有些出乎意料，没有料到伤病猛如虎，一下子就……(退役了)但是中间至少缓冲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准备，中间有些反复，总的来说还是挺顺利的。
中国新闻周刊：退役后做什么，身边的人会给你建议吗，还是你特别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姚明：旁边人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自己团队里面的意见，但拍板还是靠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退役之后，有没有你特别想做，但现在还没法做的事？
姚明：有一些，但是现在不想说，因为一旦说了就会有压力。现在做不了的事肯定是有主客观的原因，所以做不了。既然做不了，就不要去想，有一个长远目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出来再给自己增加一些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篮球俱乐部、基金会都有专业的团队帮助你运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上学？
姚明：上学是极其认真的，而且这个事情挺费我脑筋的。但我上学倒不是像普通学生那样一整天盯在那，我倒没有必要。一周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另一半时间是在上课或者做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企业或商人来找你谈合作，更多的是对你感兴趣，还是对项目本身感兴趣？
姚明：一开始，肯定是对我有些兴趣。但时间长了，我们团队做出的事情，会让他们自然而然感兴趣。我就算一个诱饵吧。我不介意。什么事都有一个开始，可能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功利，可以慢慢过渡到更高一层的追求上。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还有人为了想见你，借口来谈合作吗？
姚明：不太有。
“我们强调以体育育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希望小学篮球季的活动达到什么效果？
姚明：达到一个普及的效果。两方面说，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了解篮球，另一方面，篮球除了锻炼、玩以外，还有我们很强调的以体育育人的这方面，这在教育里面是很不可缺失的一环，这是我们想普及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的一些慈善活动延续性不够好，姚基金的活动怎么保持延续性？
姚明：确实，延续性是决定项目能否做好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届，我们也希望以后能持续不断地做起来，并且质量越做越好。并不只是数量规模，数量规模只是一个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要看参与的人是否足够有收获，不管是志愿者还是我们，还是孩子和学校，有收获才能说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捐赠者也会有更大的热情投入。
中国新闻周刊：姚基金成立近4年来，做的事情达到你当初的设想了吗？
姚明：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两个阶段的工作目标。第一个阶段是尽快深入到基层，看看哪里有学校需要我们帮助，纯粹的基层设施硬件的建设。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条件再差，都可以成为一个教室，哪怕有一些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的危房。在一些贫困偏远山区，人的忍耐力真的非常让人敬佩，那些教室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是天壤之别，但因为有老师学生在里面，它的含义和那些窗明几净的教室是一样的。不管条件多差，只要有人在，都能称为学校。所以硬件建设只是一个载体，关键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装进去。
篮球季是一个很重大转变，给我们多了一个发展方向，除了硬件上的建设援助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内容上的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参加篮球季的47所学校都在偏远地区，大城市的学校不需要吗？
姚明：中国哪都缺少。中国好像什么都有，但除以十三亿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定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去做一些事情。
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打工子弟学校其实条件不是很好，我在上海去过两所，在北京去过一所。我是大城市长大的，确实有一种很明显的对比反差，感受处在同一个城市里享受着不同的教育条件。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们的孩子由于户籍制度等，没有办法进入普通学校读书，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有时候我，包括有这样理想的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CBA联赛中，投入资金多少会对球队成绩影响很大。在所有投资者中，你的资产是比较少的，怎么办？
姚明：是(比较少)。
现在大家有一种想法，我不敢一下就把它说成一个误解，但我认为大家都需要多想一层。大家感觉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职业体育就是烧钱的，是没错。但烧钱是不是有一个尽头呢，是不是烧钱烧得越多，对体育的发展就越有利？特别是职业体育和运动水平，我指的是篮球足球，都不是世界顶级的情况下，是不是烧钱烧得越多，就帮助我媚静助家提升了职业体育和运动水平呢。
特别是我现在在上经济课，很有意思，可以直接运用到这上面去，体育市场化肯定是要和经济沾边的。经济课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边际效应递减”。可以看到中超新闻，这个那个外援来了，每次都是报道薪水又破了新高，那这实际就是“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
目前就是无序的投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规则，大家都去遵循，在这个规则下，再去看我们怎样更有效率地去花钱、去培养这个市场、去提高我们的水平，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谁可以花更多的钱。
供给和需求，在自由市场上应该是互衡的，但目前来说，国内球员是有限的，供给是有限的，但需求是无限的，造成投入的钱不停地提升，加上我们的体制原因，但这不代表我们的水平就提高了。
从外援的角度来说，也是存在这个问题。你会看到好像这个市场很繁荣，像股票一样在破新的指数，但是不是真的水平提高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跟其他俱乐部的老总交流这个话题吗？
姚明：我学经济课时间很短。其他俱乐部投资人都是做企业出身，肯定非常了解这些。问题在于，在职业体育中，你追求的是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
你把录音借我，我以后再讲就直接放录音算了，我解释得好辛苦。我不如把这写篇论文给我教授，大四直接毕业了。(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是因为兴趣投资俱乐部，有人是因为广告效应，你说要打造百年俱乐部，出发点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是就不一样？
姚明：我不能随便去判断别人的意图，我相信投资篮球足球都会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但职业体育在中国是比较新的，所以在操作手段上大家都是在摸索，关键是我们要总结，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有没有办法去改正。
中国新闻周刊：NBA有相对规范的游戏规则，让球队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争，CBA联赛能形成这样的规则吗？
姚明：我们现在有一个双轨并行的问题。举国体制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下面，全运会的那种比赛方式，这些方式确实培养了大批的奥运冠军，但里面从来没有篮球足球。现在还存在市场化的职业体育，讲究的是市场公平性、过程的公平性，不追求结果的公平性。
还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样能有效促进国家体育水平的提高。但我们现在是双轨并行，还是举国体制凌驾于市场体制之上，从行政上、领导话语权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破坏规则。市场体制是非常讲究规则的，一旦设定规则，大家全部要去遵守，哪怕改变规则也需要大家去讨论，在这点上我们有一个力量的对比。
我其实就很复杂，从举国体制的环境下培养出来，但又跨入到市场体制，比如国外打球的背景等，我希望能从这两条轨道中找到交叉点。
中国新闻周刊：找寻的过程中你能做什么？大家觉得你好像能做很多事情，就像以前在球场上一样。
姚明：其实也不是这样，任何体制从他的历史阶段发展出来，都是有他的历史惯性的，就像一列火车隆隆地开了三四十年，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突然刹车停下来，需要循序渐进的，这需要很大的耐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的很多改变也是和现在国内的大环境有关？
姚明：是，没错。甚至有时候我，包括有这样理想的人要做出一些牺牲。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未来，上海大鲨鱼有队员能去NBA，你会很爽快地放他走吗？(姚明进入NBA前，曾被要求支付给母队高额的合同买断费)
姚明：我是这个事情最好的代言人，我完全理解这名队员希望去挑战高水平运动时的心情。我经历过这个痛苦的过程，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td][/tr][/table]
